郿县大战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对苟氏集团来说，他们将更坚定、更自信地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走向独立自主的未来。

不管是苟氏集团内部，还是整个关中，苟政的声名与权威，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加强，而一个强力的统帅与领袖，对于一个势力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原本浑浊的关西局势，经此一战后，也逐渐走向明朗，借着杀司马勋这只鸡，足以对关中州郡间的“猴子们”，形成威慑。

而苟政一直渴望的一个安定以供休养发展的外部环境，在此战果的震慑下，也能勉强形成，至少短时间内是这样的。

放眼关中四邻，来自川蜀方面的威胁算是解除了，丧失了直接干预力量的晋军，也基本可以宣告暂时退出关中霸权的争夺。

尤其司马勋，三五年之内，他绝对无法再度组织起来同样规模的军队北伐，即便强行为之，军队的成色、战力以及对关中的威胁如何，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甚至于，此番梁州晋军损失如此之惨重，尤其是那些自武当随他收取汉中的晋兵，也几乎覆没，回到南郑的司马勋，能否继续掌握梁州局势，也是个大问题。

说不准，他就被梁州当地那些饱受其欺凌掊敛的豪强右族给推翻了，这一点，参考益州这两三年的状况，就可知了。

闭塞的交通地理，让梁益的地方豪强，羌氐蛮夷，乃至李氏余孽，都是叛服不定。在核心力量几乎被摧毁的情况下，司马勋在梁州的日子，想来也不会好过。

但站在苟政这边的立场，却反而希望司马勋能够继续在梁州待下去，毕竟司马勋作为一个对手而言，还是相当可爱的。倘若东晋换个强人来，那对关中的威胁，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苟政忌惮的不是别人，正是桓温，梁、益二州可都在其都督之下，而桓元子麾下可不缺乏精兵猛将，在他暗中筹备北伐期间，若有机会，想来也不会忽视汉中这块战略要地......

鉴于此，在带给司马勋以空前惨痛的失败之后，苟政大抵是最希望他能顺利扛过此次打击的人了，真心实意。

至于如部分将领进言那般，乘大胜之势，沿晋军来路，遣师快速南下，直袭南郑，攻取汉中......这个建议，都不用薛强、杜郁等人劝阻，苟政自己都给否了。

渭北、陇西事务尚未理顺，遣军动兵是难免的事，这种时候，岂能再开辟一条战线？何为主，何为次，苟政心中是一直有根准绳的，当此之时，没有哪里能比关中更重要，没有哪件事比彻底收服雍、秦更重要。

对司马勋苟政有必胜的决心与不得不胜的理由，但郿县这一仗，本属一场意外，事前并不在苟政的计划考量之内。而就苟政一直以来的习惯，那便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在他的认知里，那样只会增加失败的风险。

以汉中眼下的情况，或许只需派个几千上万人，就能攻取南郑，然而攻克之后呢？只怕立时就会招致桓温不加犹豫、不需请示的讨贼平叛了......

不管是直接从荆州调兵，还是让周抚从益州派兵，纵然苟政不怕，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这样一场错误的鏖战，苟政所不为，因此，只能避免做出一个错误的急功近利的决策。

......

至于关东地区，河北群雄，在那一锅乱炖出结果之前，对苟政是很难产生什么实质威胁的；并州的张平，这是“老朋友”了，当初苟政立足河东之时，其几度张牙舞爪，尚不能动摇，遑论今时。

而苟政一直深为忌惮、视作最大威胁的苻氐，在连遭打击之后，实力只余三四，苻健至今仍在收拢旧部、招揽流民，在其恢复元气之前，怕也是不敢妄动的。

何况，由于“历史”的缘故，苟政对苻氐的警惕之心，可以说深重到病态的地步！

至于关西的夷夏势力，都不需讨论，不论是谁，只要不臣服，本就该苟政摆平......

因此，到六月中旬，在苟政入主长安三个多月之后，他终于率领部众，拼出了一个战略发展空间。而他要做的，便是着手在关中建立真正属于苟氏的政权。

唯一可惜的，就是在没有利用充分的情况下，一直高举的那面“晋旗”，就得开始舍弃了。

当然，仔细说来，或许也没有那么可惜，以苟氏集团如今的发展态势，那面光鲜的号称“大义”的旗帜，对其实际作用有多少，也已存疑了。

因郿县之战，苟政这边，与苟雄、薛强等人数度聚会，为苟氏集团与关中大局未来的发展，做筹谋准备。苟政的态度，已经相当重视，但他对此战影响的判断，依旧显得不足，尤其对东晋那边的判断。

实事求是，苟政目前对天下局势的影响力依旧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在东晋那边，不管他在关中发出多么高亢有力的声音，对东晋来说，也不足为道。

然而，作为苟氏集团与晋军第一次直接的剧烈冲突，当其与东晋内部的斗争局势结合起来的时候，苟政那微薄的影响力便可像经过放大器一般，成倍地增长。

在“苟马大战”的后续上，桓温便起到了助推作用。当司马勋偷鸡不成蚀把米，惨败而归的消息向整个南国扩散之后，桓温见机，果断发难了。

桓温上书建康，言二事。一则为郿县之战，王师颜面扫地，大晋威名尽丧，不过桓温倒没过度苛责司马勋，而是将矛头指向苟政，斥其为叛贼贰逆，而如此叛逆却连降封赏，视为忠良，荒谬失察，简直有眼无珠；

二则攻讦殷浩，自掌军主持北伐以来，动作迟缓，毫无作为，靡费钱粮，虚耗国力，大伤南北盼望北伐之仁人志士之心，大损国朝正朔之望。

凡此两点，矛头所向，直指殷浩，在东晋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桓温把苟政打为仇雠叛逆，倒不是真有多愤恨，只不过挥舞着政治武器，打击政敌殷浩，藉以争夺北伐的主导权罢了。

当然，郿县之战的结果传开后，桓温除了对司马勋表示鄙视之外，对苟政也第一次真正关注起来，渐生忌惮。

但桓温的突然发难，兴风作浪，也再度于东晋内部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对其图谋，不管是辅政的司马昱，还是王谢等世家，都很清楚，因此在桓温的逼迫下，他们的选择也一如既往，坚决支持殷浩，继续压制桓温。

只不过，桓元子也不是好相与的，更不适合强压。因而，对其抛出来的两个问题，必须得有所回应，在这方面，也着实让建康与殷浩为难了好一阵子。

关中之事，即便朝廷再厌恶苟政，也是鞭长莫及，毕竟连中原都未收复，何谈关右。建康朝廷对苟政的“骄横跋扈”，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反制办法。

因此，殷浩下令，把千里迢迢自长安赶到建康的苟政使者程宪给下了大狱，以表明朝廷嫉恶如仇的态度，程宪为此差点丢了命。

还是后来，谢攸出使归来，带回了苟政的陈情表与谢罪书，而亲历了“苟马大战”的谢攸，为免自己出使无功，也替苟政说了两句话，这才给了建康朝廷一个台阶下。

程宪得以被放出狱，连同朝廷新遣使，西赴长安，为苟政与司马勋之间的“误会”做调解......

如果关中的问题，还可以暂时和稀泥的话，那么来自桓温对“北伐无功”的攻讦，则没那么好应付了。总不能，真在这个时候出兵吧。

建康朝廷为何敢于支持殷浩，压制桓温，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拥有中枢大义，以及在长江下游掌握着一定的军事实力。

同时，殷浩的北伐虽然没有什么进展，却也还未宣告失败。对殷浩来说，我不北伐，自然没有失败的风险，没有失败，便可安居建康，掌握大权，继续压制桓温。

倘若真出兵了，一旦有个差错，褚裒北伐之殷鉴不远，殷浩可不想像褚裒那样，落个郁郁而终的凄凉结局。

何况，即便他殷大名士不惜个人荣辱，若是因此丧失了压制桓温的力量，破坏了朝廷内部的政治平衡，这才是要命的大事。

桓元子野心可大着，不得不防，也绝不能轻易给其松绑解缚。这，或许也是殷浩在北方日益纷乱之际，仍旧保持着“预备北伐”姿态的原因。

但显然，这种局面，殷浩是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的。首先北伐是民意，是政治正确，态度上是不能打折扣的；其次，屁股后面有桓温这等强权人物催逼，也没法安安心心当鸵鸟。

关键在于，一旦出击，那局面可就不可控了......

凭借着巨大的名气，殷浩可以从一隐士白身，一跃成为东晋首屈一指的权势人物，然而，若没有掌握手中权力的能力与手腕，是会被烫伤的。

从永和六年秋开始，在内外的压力之下，殷浩在预备北伐半年之后，终于开始进行北伐进军的“可行性”论断了。而由殷浩主导的北伐，真正进入到落实阶段之后，这个大名士头上耀眼的光环、身上华丽的外衣，将一层层被剥下来，直到暴露虚有其表、败絮其中的本质。

桓温，或许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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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那边引起的反响，终究是后话，暂不细表，视线重新放回关中，郿县，苟军。

从六月初十开始，苟政下令全军在郿县，进行为期半月的休整，连续的鏖战，又处盛夏，骄阳似火，三军将士都需要时间休息，各营也许重新补充兵员，恢复编制。

与此同时，苟政则满怀热情，亲自参与到对此次西进战果的整理、消化上来。杜洪、徐磋、司马勋这三股势力的败北，尤其后者，给苟政带来的战争红利，是极其丰硕的。

从战后统计来看，徐磋、司马勋二部，给苟政提供了差不多四万人的俘虏，其中除掉一部分老弱，剩下的可都是青壮。

人口之宝贵，苟政认识得可太清楚了。俘虏的四万人众，不管是为兵，还是务农，都是极具价值的壮劳力，尤其是那些有过作战经验的老卒。

因此，苟政对这些俘虏，有了相当细致甄别。大体可以分为三类，那些中高级军官、及豪强，首先剔出来，单独拘押处置；拣其中最精炼之卒五千人，分散充入中军各营，为下一步战略做准备；

次之者，新编两营“扶风营”，调入旧部军官，作为扶风郡的地方守卒；晋军寇入关中后，强行征发的几千民壮，则配以粮粟，发还其家；

余者，则悉数编为屯营，就地于渭北屯垦。为了恢复生产，苟政又特地任命柳恭为扶风郡守，在此次西征过程中，柳恭表现忠实敬业、能干得法，进一步得到苟政的认可。

一直以来，苟政都在为粮食给养问题而头疼，此番一下子新增了数万之众，还多为能干饭的壮劳力，供养压力自然呈指数上升。

不过，来自徐磋与司马勋的“贡献”，起了大作用，让苟政能够相对平顺地度过这个难关。别的不说，就苟军在晋军渭南大营缴获的物资，苟安与薛强、柳恭三人，带着人足足耗费了三日时间，方才勉强清点、分类清楚。

最终得粮十余万斛，战马上千匹，其余各类牲畜四千余头，器械、旗甲等数万件......仅凭缴获，就足以在保证俘虏基础口粮的同时，支撑苟军两个月作战之需。

而放眼整个苟氏集团的粮食缺口，在此战之后，也迅速得到缓解。随着“郿县大捷”向长安及三辅传播开来，苟政于五月初制定的三郡夏粮征收计划，也从委顿乃至停滞，重新开动起来。

不论是那些地方豪强右族，还是普通黔首，面对苟军吏卒的征粮队，纷纷上缴，至于由于税粮制度的不完善而导致征收过程中的不公与暴力矛盾，都被很好地压制下来。

北地郡本不在此次征收之列，但太守辛谌，也主动派人，押运了一万五千斛夏粮，到长安，作为夏税上贡......还有一些地方豪右，也主动进献粮食、牲口、布匹等物资，作为犒军之资。

再没有比胜利更具说服力、影响力的事情了，苟马大战之后，至少雍州境内的豪强士民们，在如何选择上，再没有短期疑虑了，苟政又迎来了一波“受降潮”。

包括扶风、新平、安定在内的郡县，纷纷遣使向苟政输诚，比起初入长安之时，这一次可有诚意多。

不是遣要员，就是携厚礼，比如与毛受、徐磋并称的黄白羌酋白犊，就遣其子白朗，押运一批物资向苟政表示臣服，并为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