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说完了营制的问题，算了算，征东先遣营本身编十七哨人马，加上夏成德部、吕品奇部各三哨，七峰山刘万忠部一哨，自己麾下能够使用的战兵，就是二十四哨。

二十四哨正兵，就相当于满鞑子的二十四个牛录。

可是满鞑子那边一共有多少个牛录呢？

根据杨振所知，满鞑子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一共二十四旗，入关前的巅峰时期，总兵力一度超过了四百个牛录。

当然了，四百个牛录，其实齐装满员也就是十二万人马而已。

那么，这个总兵力算多吗？

其实也不算多，起码与崇祯十四年松锦大战之前，崇祯皇帝调集到辽东前线，交给洪承畴统领的那十三万大军相比，满鞑子这边还少了一万呢！

当时崇祯皇帝以为在受人蛊惑，以为一次把九边重镇的精锐人马全调过去，集结了十三万，可以一鼓作气，一战而胜，毕其功于一役。

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之外，不仅没能把满鞑子一举歼灭，反而自己这边十三万明军九边精锐，却几乎全军覆没。

唯有见机最早、跑得最快的吴三桂等人，保住了一支万余人的关宁铁骑，从此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甚至能够决定大明朝命运的人物。

现在杨振麾下的松山官军各部，能够拉出去作战的正兵，一共才二十四哨，算下来，一共也才七千二百人，还不够满鞑子一个满编固山之数。

单从兵员数量上来说，这点兵力确实不够看的，满鞑子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中随便一旗，兵力都盖过了杨振。

但是杨振对兵力的要求从来都不高，他一向讲究兵贵精而不贵多，因为他更看重的，不是人数，而是火力。

三个哨的火枪手、三个哨的炮兵，以及三个哨的掷弹兵，是他真正看重的杀手锏。

有了九个哨一共两千七百人的先进火器部队，他现在的底气可是足着呢。

当然了，他也想编出更多的火枪兵，更多的炮兵和掷弹兵，可是眼下的条件却不具备。

一来，征东先遣营的饷额有限，而他麾下杂七杂八的人马又多，把有限的饷额都给了火枪兵、炮兵、掷弹兵，那么祖克勇、徐昌永以及仇震海他们这些人怎么办呢？

二来，眼下的征东先遣营也并没有那么多合格的火枪手，没有那么多合格的炮手。

掷弹兵的门槛虽然低了许多，可是没有其他队伍的保护和配合，掷弹兵编得再多也没有意义。

杨振现在调派给火枪队、掷弹兵队、炮队的人手，是充足的，要高出他给的分别三个哨的正兵额度。

那些人，当然会顶着之前杨振给他们的预备队名义，继续存在下去，编成一个或者两个辅兵哨，然后一边训练，一边辅助作战，等到时机成熟，或者正兵出现伤亡以后，随时把他们补充进去

这就是杨振在重定营制的最后，给各部将领留了一个小口子，留了一点余地的原因。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正是因为有了各哨正兵与辅兵以及军中杂役的区别和不同，饷制的问题，也就该提上日程了。

正兵与辅兵，与杂役，肯定不能是一个待遇，这个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到杨振这里，自然不能例外，要不然，正兵哪有作战的热情，而辅兵和杂役也就安于他们原有的地位，不思进取了。

而要将这样一潭死水激活，就应该在待遇问题上，也就是粮饷问题上，给他们分出三六九等来，然后一级一级地吸引着他们往前进取，甚至是吸引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投身战争。

“关于饷制的问题，这些天来，我也一直在想，咱们既然重定了营哨制度，就该重定一套与它配套的饷制。”

杨振定下了营制之后，见众人都无异议，便紧接着说起了重定饷制的问题。

之所以他要重定饷制，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考虑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总体上不缺粮饷了。

征东先遣营的五千饷额，是崇祯皇帝亲自办颁布了圣旨，批准了他从辽饷之中支出的，按照每名正兵每年人均饷银二十四两，征东营五千员额，每年共有饷银十二万两银子。

把总官以上官将，饷银自然倍于甚至数倍于正兵，但也要从这十二万两银子里面支出。

按理说，如果杨振老老实实地齐装满员地编练出了五千士卒，那么他的粮饷就一定是不敷使用的，是不够支出的。

这也是整个大明朝官军体系里面普遍面临的一个状况，纸面上的兵力，往往要比实际拥有的兵力多出好多。

军中陋规就是如此，而朝廷上下也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相当于默许了吃空饷的行为，只要不太过分，也就没人理会这个事情。

比如崇祯皇帝给杨振五千饷额，而他心里实际想的是，这五千人的饷银，能够用来编练出一支三四千人的兵马，就已经算是一个很能干的忠直之臣了。

现在杨振却实打实地真正编练出了一直五千余人的征东先遣营，想来有一天杨朝进把这个情况报告上去，崇祯皇帝应该会对杨振别有一番观感了吧。

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现在的杨振，连续发了几次外财之后，已经不必再完全依靠朝廷拨给的那一固定的征东营军饷了。

比如这一次，光是从范毓馨这里得来的赎金这一项，就多达十万两银子，就够他麾下这么多人开支多半年的了。

“各部人马，过去如何计饷，如何发饷，我一概不计较，但是之前如有欠饷，必须于本月底前，一律自行补发完毕。从下月开始，即九月初一以后，执行新的饷制：

“凡各哨选定正兵，平时月给底饷一两，战时加饷一两，出征再加饷一两，战场若有斩获，照例给予厚赏。”

祖大寿所部辽东镇的边军，向崇祯皇帝索饷的时候，都是按照一个正兵每年二十四两计算的。

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饷银，最后进入了各级军官武将的口袋里，底层的士卒，几乎不可能如数拿到平均每月二两银子的饷银，普通边军士卒每个月能有一两饷银的实际收入，就很不错了。

这一回，杨振要做的就是，首先保证正兵每个月有一两银子的底饷，打不打仗，这个底饷都是要发的。

然后，多设置几个加饷的机会，比如战时，不管是外出征战，还是守卫城池，只要参战了，就加饷一两。

同时对于外出征战，也就是跟着上官跑到城外去打伏击战，或者去阻击战，以及执行其他危险任务的，同样再加饷一两。

这样做，就是为了以饷银为杠杆，来调动各部官军士卒积极作战的热情。

当然除了这些，杨振还设计了一些别的，所以在众将瞩目之下，他又接着说道：“凡各哨编列辅兵，不入朝廷饷额，平时供其吃住，但无正兵底饷，战时给饷一两，随队出征加饷一两，战场若有斩获，照正兵例，另给厚赏。

“凡军中记名杂役，同样不入朝廷饷额，各部只供其吃住，不给饷银，战时随队出征可给饷一两，若有斩获，照正兵例，另给厚赏。”

杨振军中的杂役，大多数都是他们之前俘虏过来的那些二鞑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当然还有最近这一批从草原上带回来的那些商队伙计车夫马夫贩夫驼工之类。

这些军中杂役，现如今主要集中在协理营务处直管的制铁所、弹药厂以及那几处矿场冶炼厂坐着苦工。

只有夏成德、吕品奇两部人马里面，有一些他们之前征用到军前效力的百姓，因为各种原因成了随队的杂役，同时也是兵员的补充。

其中的青壮人员，当然早充做了正兵或者辅兵，只有那些老弱病残，撵出去也是无以为生，只能继续留在队伍里充当照看马匹屯田、洗衣做饭伺候官将生活的军中杂役了。

杨振军中饷额有限，当然不能把这些为数颇不少的军中杂役人员都算上，更不可能给这些人与正兵一样的待遇。

但他也给他们留了一条路，那就是在战时更加奋勇效力，争取有所斩获，然后转为正兵，或者领取厚赏。

这样做，既能节省饷银，又能激励他们在平时卖力，在战时效力。

军中饷制本就分了三六九等，众将也不诧异，而且从今往后，松山官军各部的饷银，统一都有总兵府协理营务处计发，他们当然也不能有什么意见。

于是，这件事，便毫无争议地就通过了。

当然了，以杨振现在的权威，又有监军内臣杨朝进的加持，即使他说的不对，跪在地上的众将也没有人敢当面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