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裂，古代十大酷刑之一，俗称五马分尸或五牛分尸。就是把人的手、足、头分别绑在五辆车上，由马（或牛）同时拉动，瞬间分为六片，写起来都觉得残忍。

郑厉公前脚逃亡，公元前697年6月22日，太子忽后脚回到郑国，当然，一切完全由祭足策划。

随后，趁着郑国内乱，许叔从东部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都城，许国宣布复国，照样延续着二百多年悲惨的命运。鲁桓公和齐国新上任的齐襄公，在艾地会见，商议安定许国。

太子忽在外飘荡了四年，又被祭足迎回，心底五味杂陈。逃亡，因为祭足；归来，还是因为祭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然，那时的萧何还没出生呢。

现在，应该惩罚他呢？还是继续重用他？

太子忽怀着矛盾的心情，重新即位。他的心胸还是很宽广的，并没有追究叛逆之罪，依然重用祭足，但态度在不经意间，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

君王最怕什么？最怕三心二意。最恨什么？最恨不忠不义。

这次逃亡，对太子忽打击太大了，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生死利益面前，谁敢保证，周围的大臣，难道不会再次出卖甚至杀死国君？太子忽的经历，为后来的君王敲醒警钟。

国君这个职位，很危险，即是刀殂，也是鱼肉，随时都可能成为被出卖对象。

祭足心中有愧，也感觉到了郑昭公微妙的态度。错事在先，无法解释，故而常常请病假，躲一天算一天。

虽然太子忽回到国内，但是，由于郑厉公再次以贿赂诱惑，加上他母亲是宋国雍氏女，所以宋庄公不依不饶，时刻谋划伐郑，坚决还要把郑厉公再送回去。

不收回那点儿贿赂，宋庄公不死心啊！

此时如果有齐国为外援，齐郑联合，宋庄公岂敢嚣张？

公元前696年春，宋庄公邀请了鲁、蔡、卫在曹国聚会，商议伐郑；4月，陈国也加入战团，共同伐郑。太子忽原本是陈国女婿，由于陈国内部发生动乱，这层亲戚关系，反而疏远。

7月，鲁桓公从伐郑战场回国。说句良心话，太子忽（郑昭公）才是合法继承人，公子突（郑厉公）是篡位者，是叛逆者，是祸害。诸侯的做法，完全是‘助纣为虐’。

孔夫子看不惯，在《春秋》中，只记载鲁桓公参加盟会，没有记载他参与谋划，给鲁国留足了面子。

虽然联军强大，没有内援，很难有大收获。宋庄公心有不甘，也不得不暂时放弃。

历史的发展，总是惊人的相似：有外敌的时候，大家往往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打败外敌，内部就开始互倾轧，不死不休。这种内部消耗，比外部抗敌，惨重的多。

此时，朝中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高渠弥。

郑庄公对此人非常重视，在‘繻葛之战’中，他与原繁一起率领中军。

后来，郑庄公甚至要提拔他为卿。

为此，郑庄公曾征求太子忽的建议，毕竟，未来的郑国是他的。但是，太子忽认为，高渠弥这个人，品质有问题，心胸狭隘、心术不正、心狠手辣，不可大用。所以，太子忽当时极力阻止。

郑庄公却认为，高渠弥可以重用，依然任命他为卿。

按照周朝制度，王室六卿；诸侯大国三卿，两个上卿由周王任命，一个下卿诸侯自己任命；中等国家二卿；次等一卿。高渠弥应该是下卿。

正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件事儿，后来逐渐传到高渠弥的耳朵里，他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大人教训孩子：多吃饭，少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现在，郑昭公回归后，对祭足充满芥蒂，可以理解；不知为何，对高渠弥却另眼相看，有拉拢之意。

但是，当初太子忽对高渠弥评价恶劣，阻止他为卿，这在高渠弥的内心埋下阴影。昔日不满，今朝善待，让他心生疑惧，生怕某一天会亮出刀子，所以一直提心吊胆，时刻谋划安身立命之策。

公元前695年10月22日，高渠弥陪昭公出外打猎（《史记》），在荒郊野外射杀了他。

郑昭公，成为第四位被弑的国君。

太子忽知道高渠弥并非善茬，却不能果断铲除，终于命丧其手。他也算是很有能力的人，但世事无常，命运难测，回国不到三年，却把命丢了，实在可惜。

鲁国的公子达听说后，评价道：“高渠弥恐怕要被杀戮吧！因为他做得太过分了。”

权力让人的欲望不断膨胀，最终让人丧失理智，玩火自焚。在权力之争的漩涡里，谁也不敢保证必胜，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今天赢了，明天又能如何？

郑昭公死了，谁来担任国君呢？高渠弥和祭足依然不敢请回郑厉公。因为，他俩对郑厉公太了解，太害怕，如果此人回国掌权，一定会报复，而且是血淋淋地杀戮。

郑厉公逃亡，郑昭公被弑，君位空缺。

没关系，郑庄公儿子多，固然家产不好分，好处就是不愁没有继承人。

虽然那是个危险的职业，但是，很多人无所畏惧、前赴后继，都想爬到那个最高处，体验一下高高在上的感觉。

高渠弥很快物色了郑庄公另一个儿子，公子亹（wěi）。

公子亹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当上国君。跟两位哥哥相比，他实在太普通了，普通的连他自己都忘了，自己是郑庄公的后代，有周王室的血统，有继承君位的资格。

郑庄公死后，郑国一直混乱，多次被诸侯讨伐，简直成了‘公敌’。特别是宋国，为了那点好处费，今天讨明天伐，忽而帮助姬突，忽而讨伐姬突，把郑国折腾得一团糟。

子亹即位后，内部主要靠高渠弥支持，祭足很知趣地退居二线；外部，则时刻担心厉公突的袭击，还要担心宋国带兵来要债。

内忧外患，依然没有消除。

公元前694年4月，齐、鲁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鲁桓公带着夫人（齐襄公妹妹文姜）去齐国访问，结果不明不白死于齐国。7月，齐襄公给郑国子亹发去了一张邀请函，请他去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聚会一下。

对于齐襄公的邀请，祭足总有种不祥的预感，劝子亹不要去。

子亹刚刚当上国君，一边要防备宋、鲁等国的进攻，一边要防备郑厉公的威胁，当然不希望得罪强大的齐国。如果不去的话，齐国会率领诸侯来攻打，那时更难立足。

祭足见子亹不听劝告，也不勉强，毕竟，高渠弥才是他的心腹。于是，祭足自称年老多病，腿脚不便，不能跟从。

子亹没有勉强，高高兴兴带着高渠弥，前去参加聚会。其实，这就是齐襄公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呢？

《史记》中记载：齐襄公和子亹，昔日年轻好胜，俩人打过架，曾经结下一段私仇；这次子亹到了首止，并没有为年轻时的错误赔礼道歉，齐襄公很愤怒。

这种解释，或许是事实，但总觉的不合理。

一国之君，随便就给杀了？后人推测，齐襄公当时枉杀鲁桓公，又与文姜有私情，名声很烂。想堵住国人之口，引开国人视线，于是拿弑君的子亹开刀，以博得国人好感。

总之，子亹当郑国国君不到一年，身首异处。

祭足不愧足智多谋，这次装病，逃过一死劫。难怪有很多人，以生病的名义请假不上班，确实有好处啊！

郑国有人称赞祭足有先见之明，实则暗讽他不能忠于太子忽，导致如今内乱不休。祭足原本就不想立子亹，他也不过多狡辩，爽快地承认。

关键还有另一个人——高渠弥。

正当郑国逐渐走向正轨的时候，此人杀害郑昭公（太子忽），可以说罪恶昭彰，罪无可赦，没想到却被子亹重用。《左传》中明确记载：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

轘，就是车裂，就是五马（或牛）分尸。

高渠弥弑君大罪，所以用了极刑。按《左传》的时间记载，高渠弥，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车裂的人。齐襄公为了掩盖自己的烂事儿，用极刑，来转移别人视线。

但司马迁的《史记》记载，高渠弥逃归郑国，与祭足另立新君。之后，史书中，再没有了高渠弥的一点记录。

两本书，两种记载，让高渠弥的结局成了个谜。

我们大致分析一下：高渠弥作为辅佐，时刻跟随子亹身边，这点没什么异议；齐襄公既然要杀子亹，必定部署严密，怎能放弑君主谋逃出生天？不现实。

在《吕氏春秋》中，也明确记载：车裂高渠弥。

《史记》记载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约600年，不知从何而来；而《左传》记载这段历史，过去了大约300年。本书以《左传》为基础，按照正常思路，《左传》中的记录，也更合情合理。

假设高渠弥逃归郑国，他这种人，不可能默默无闻。即使退居二线，一定会掀起点波澜，但事实是，他从历史中消失了。

本着恶有恶报的善念，本人觉得，高渠弥应被车裂而死，他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车裂的人。

后世许多人认为，秦国的商鞅是第一个被车裂的，那一定不对。至少，在高渠弥和商鞅之间还有两位——陈国人夏征舒，楚国人观起。车裂的排行上，商鞅，靠后，连三甲都没入围。

说实在的，中国古代有许多酷刑，很残忍，很过分，很不人道，我都不忍心文字介绍。但是，对那些残害无辜、恶贯满盈的贼子，难道放任不管，让他们随便干坏事吗？酷刑，是对他们的最好震慑。

当然了，不同人不同观点，只有释迦摩尼、圣人或者傻瓜，能容忍这些罪大恶极的人。很多国家没有死刑，显得很人权，很平等，很和谐，很人道，但对于那些受害者，却是天大的不公平。

这次事件后，祭足立郑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子婴为君，郑国终于得以安定。

但是，贼心不死的厉公突，一直在暗中谋划，祭足活着的时候，他不敢有丝毫举动；祭足死后，他开始兴风作浪，最终复位成功，在郑国掀起了血雨腥风。

但那个时候，天下格局已变。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出道，开启自己的霸业，郑国彻底沦为陪衬角色，在历史的风雨中，飘来飘去。

诸侯，即将在纷纷扰扰中迎来第一位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