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七章
每当清晨,印经院的殿堂就如同一个布景华丽的巨大舞台,被晨曦的追光照亮。许多匠人会在不同的作坊中分组排开,他们长长的影子拖在老旧的木质地板上,在时光中不声不响地移动。当影子像日晷一样旋转到相反的位置时,就会有许多经文在潇洒的造型中脱颖而出。
我至今仍对在印经院度过的那个夜晚记忆犹新。起初,我从远山向它走近的时候,就看见暮色一点一点地披挂到它的身上,它像一个庞大的神话,渐渐消失在黑夜的内部,变成讲述的一部分。所以后来,我在印经院回环往复的廊道中游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走在夜的腹部,一个不可思议的离奇场所。我看不见建筑的整体——当我目睹它的一部分的时候,它的另一部分正在消失。当我走过一段楼板的时候,刚刚踩踏过的楼板就在身后不见了,新的楼板则在脚下应运而生。这种感觉颇为离奇,仿佛我走在一座虚构的宫殿内,它建筑在虚空中,却给我提供层出不穷的道路,使我不会坠入深渊:无边的黑暗甚至使我产生某种错觉,即脚下的道路,会如江水一般源源不断。没完没了的楼梯、藕断丝连的暗道、意想不到的出口,使我无法预言自己的道路。我只有把自己交给它——这座庞大的宫殿,一心听从它的调遣。
更多的人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座庞大的寺院,或者说,印经院给僧侣、匠人们提供了一生的道路,它的内部空间,比高山大河更加辽阔。从西藏江达来的泽仁罗布,十九岁进入寺院,刻制印经版,到现在已经十四个年头了。他还会在这里待更多的年头。许多匠人在这里度过了一生的时光。一生的时光,对于个体来说是漫长的,但投放在这里,倏忽间就不见了。他们的生命,都变成了经卷、刻版,层层叠叠地,罗列在架子上。看见它们,就等于看见匠人们消逝的面孔。所以,印经院是成千上万的僧侣匠人共同的存在之所,他们来自不同的朝代,却济济一堂。印经院的辽阔不仅仅是空间赋予的——它只是一座并不高峻的三层建筑底层除外——而主要是时间赋予的。它无疑具有永恒性,正是这种永恒性,使它具有了超凡脱俗的容量。
因而,德格印经院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地方。它容纳了道路,把无数条穿越雪山河谷的艰辛之路,最终收束于自己的怀中;它吸纳了时间,并且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各种时间的入口——可能一个无意的转身,就会使我们跌落到几百年前的某一个时刻里去;更不用说它成为雕版和经卷的聚集之所,据这里的喇嘛介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藏文化典籍,都收藏在德格印经院中,它有三十多万块雕版、六千多块画版,其中不乏珍本、孤本和绝本的雕版。印经院以一种巧妙的方法占有了世界,即:它保存了时间深处的种种智慧,与这种种智慧相比,任何珍宝,无论怎样价值连城,都是外在的,而智慧,却内在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精气血脉相连,这种无形的智慧,在超越物质的阻挠之后抵达我们的内心。它们像血液一样注入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精神日益强大。
那些穿越了千难万险之后一步步向印经院投靠的道路,以及印经院内部迷宫似的回廊,其实都与我们身体内部的经络血脉相连通的。有一种隐形的通道存在于它们之间。它们有自己的交通法则。有多少虔诚的生命在其中生生死死、轮回往复。像此刻的我,一旦进入它的内部,就找不到出口——或者说,不愿再去寻找出口,而是在那些幽深的殿堂间,没完没了地游走下去。
从甘孜过去,就是德格了,但是,从甘孜通往德格的道路并不平坦。它从峡谷中穿越,像江河一样剧烈地颠簸,要翻越几座雪山。我们坐在车上,经历了由天国到人间的几道轮回。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海拔616米的雀儿山:6000米的高度,对生命的存在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仿佛对进入圣地的一次资格考试,只有内心坚定的人,才能获得通行证。我的高山反应不像其他人那样强烈,只有寂寞最为难耐。除了皑皑白雪,我什么也看不见。它几乎使我确信,天国是如此寂寞,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繁花似锦、富丽妖娆,神灵的业余生活,也一定单调乏味。一万年以前下过的雪,还停留在原处,没有人动过。在起伏连绵的雪山之巅,一切都是静止的,包括时间。气喘吁吁的汽车在冰滑的路面上挣扎顽抗,但它的努力成效有限,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仍然在雪山上盘桓。此时的运动,约等于静止。
在摇晃的车上,我只想一件事——从前的喇嘛,是如何跨越雪山,前往他们心中的圣地?那时还没有三一七国道,但那条通往德格的路肯定是存在的。那条道路上危机四伏,而德格,看上去更像一种永不存在的虚假诱惑。在德格到来之前,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它的存在。那辉煌的印经院,与冰冷似铁的岩石格格不入。它藏在风里,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宣布它的存在。
整个康巴地区,如同善于思考的大脑,遍布着沟回和隆起,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落差巨大的山脉,把藏民们各自分割在狭窄的区域内,难以探听彼此的消息。山武断地隔断了人们的交往,在山面前,人是那么无助:藏民们如何能够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时,宗教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它把一些支离破碎的个体联系起来,在无数个零星的群落之间建立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人会在不同的地方念着相同的经文,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和声,只有最高的神才能听见。人不再是孤岛,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别人的信息。精神的一致性,改变了他们生存的局面。他们因此而那么容易动情,有了神的存在,山地就不再荒芜。他们在神的启示下开始长途之路,把身体交给冰冷的山路。陌生的人,都是在各自的朝圣路上相遇的。他们在朝圣路上遇到了更多的自己。而德格,正藏在道路的尽头,不动声色地,等待他们到来。
尽管德格把自己隐藏在深山的皱褶中,但是,几乎所有的藏人都对德格的存在了如指掌,他们把前往德格朝拜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无论道路如何坎坷,它都出现在每个人生命的必经之路上,成为每个虔诚藏民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无论道路的起点在哪里,它都将成为那些道路必然的终点。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在色曲河谷这样一个狭小地方所诞生的文化形态,会对整个青藏高原的文化形态产生如此巨大乃至举足轻重的影响呢?”
现实的问题需要在历史中得以解答。这是我们今天无法对历史漠然置之的原因之一。所有消失的事物,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令人猝不及防。仔细打量唐朝的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整个藏文化区域,分为上阿里三国、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三大部分,而现在的德格地区,刚好位于下多康六岗中最重要的色莫岗地区,不偏不倚地出现在多康与卫藏相连接的最重要部位上。那份古老地图,仿佛一张具有游戏性质的图纸,而德格,刚好成为图纸上最关键的一颗棋子。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这一点,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将对那只妙不可言的手赞叹不已。这看似偶然的选择,包含着藏民族对历史的或是个体命运的必然性认识。通过德格这一跳板,卫藏的政治与宗教文化,与多康地区剽悍英武的族群发生了历史性的联系,几种质地不同的文化被德格这个金巤牢牢地焊接起来。它划开了两种文化,可两片土地却因德格的存在而结合得更加紧密。它们渐渐融化在对方的内部,像两个人,长久地靠近,生命粘连,血液交融,无法拒绝地长在一起,相互成为对方的一部分,蜕变为今天的康巴文化。
德格,藏语意为“善地”,原是一个土司家族的名称。从公元617年到151年德格县人民政府成立,1334年间,在藏区历史上,占据了最为显赫的地位。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途经甘孜州,召见萨迦派领袖思巴和噶玛噶举派领袖噶玛拔希。思巴在前往觐见忽必烈的途中,受到德格家族第三十代索郎仁青的朝拜,于是,思巴将他选任为“膳食堪布”,并赐以“四德十格之大夫”称号。
德格家族的荣耀是大地赋予的。人们甚至以“天德格”“地德格”的称号比喻他们如天地一般无边无际的权势,使藏区其他的土司家族黯淡无光。
家庭势力像一个体格健壮的康巴汉子,日夜不停地在高山峡谷间奔走。我查阅《德格县志,发现明末清初,是德格家族的权威迅速扩张的时期,家族意义上的德格,也转变为地理意义上的德格,成为一个地名。此时的德格,包括了今天四川甘孜的石渠、德格、白玉,西藏的江达和已撤销的邓柯县五县区域,并逐步渗入今西藏昌都和青海西南地区。清代史籍中记载的“得尔格”“得尔格特”“德格特”等,指的都是德格。
据说德格第十二代土司、六世法王曲杰·登巴泽仁在一个日暮时分走出官寨,就在这里,他听到孩童般诵经声,在风中隐约传来,童稚中带着一种古老的音韵,既急促又缓慢,既灿烂又苍凉。四下里并没有人,但他被那若有若无的诵经声弄得十分痴迷,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他的身体里油然而生。
公元172年(清雍正七年)2月2日。一个建造印经院的庞大计划开始展开。实际上,它既是藏书楼,又是出版机构,因为它同时肩负了收藏古老经卷并印刷、传播它们的双向使命,但无论怎样,它在日后都将注定成为藏民族精神信仰的制高点。从那一天开始,它就不再是德格登巴泽仁的梦想,而变成一个日益长高的现实。印经院选定在土司官寨西南三十米一个被称作尼干普绒的小山包上,与藏族传统风水文化中典型的“瑞相”相吻合。一双智慧的眼睛能够看出,它周围的山水格局,自然地排列成了一系列被认为是吉祥宝地的符号:妙莲、吉祥结、宝伞、右旋海螺、金轮、胜利幢、宝瓶、金鱼,而金沙江的两条支流——色曲河与欧曲河,也刚好在这里汇聚。大地如一套精密仪器,如此缜密地吻合。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印经院出现在这里,则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神的意志。人们对神的意志心领神会,并用谦卑的手,对神的意志予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