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失去那次拿下襄阳城的最佳时机后，追悔莫及，正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当时，蒙古与大宋相持在两淮、襄汉以至川中一线上。

淮东多水网，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淮西据淮水，大宋在此屯重兵，与淮东相呼应;川蜀地区，宋人凭一部分余玠当年所筑的山城顽强固守，蒙古大军也急切难以得手。

相形之下，襄汉地区像是千里长蛇的软中腹。襄阳、樊城孤立的暴露在前沿，很容易受到攻击。所以郭靖毅然决然赶赴襄阳，

如果蒙古人攻下襄阳，长江中游的重镇鄂州就失去屏障。鄂州不守，大宋的千里防线就被从中突破，首尾截成两段。向西，使川蜀与朝廷失去联系；向东，则有顺江而下之势；向南，使得南面的湖湘地区门户洞开。

因而襄、樊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此，《钱塘遗事》也有提及说:“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吕祉常谓：得襄阳，则可以通蜀汉而缀关辅；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者，正此也。”

可是，围襄阳谈何容易！历史上，关羽也曾围樊城攻襄阳，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忽必烈的谋士肯定知道这些，忽必烈也必然会有所顾忌。可他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去围襄阳呢？

关羽没有打下樊城，是因为他孤立无援，蒙古大军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现在威势正盛，二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更何况关羽的性格有些狂妄自大，他是刘备手下第一名将不假，可是打的败仗也多的数不清，只是后人感其忠勇，才会把他捧为“武圣”，单论武力值，历史上比他强的多多了去了；若论智谋，他也排不上号，可他能够成为武圣人，那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历史上的关羽之所以有名，并非是并非是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护送二皇嫂。关羽有名，主要是因为樊城一战，水淹七军，天下震动。

当时，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荆州精兵进攻曹魏，曹操刚刚在汉中经历大败，汉中争夺战最后以刘备胜出，曹操失败告终。

当时的局势，好不夸张地说，二分天下，刘备已得其一。虽说曹操手上还有许多州郡，可是刘备的地盘也非常广大，最关键的是，刘备可以从汉中出兵，以高击下，进攻长安、洛阳。

曹、刘、孙三家的天平，不知不觉倾向了刘备。此时，关羽出兵攻打襄阳。曹魏刚刚经历大败，而关羽又是成名宿将，曹操手下的将领都不敢带兵出征。

老将于禁奉命率军防守，于禁还是比较能打，要不然也被时人选入“五子良将”。本来，于禁已经挡住了关羽咄咄逼人的攻势，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

可天不从人愿，竟然连降暴雨，汉水泛滥。于禁率领的三万多曹魏精兵，都是北方人，不习水性，突然之间天降大雨，于禁麾下也没有足够的船只。

反观关羽，他随刘备投了刘表之后，训练荆州水军多年，看到江水暴涨，就抓住时机，率领几百艘大型战舰冲入于禁军中，于禁仓皇失措，被关羽杀得大败，为免全军覆没，于禁率军投降。

于禁投降之后，关羽把驻守江陵的守军全部调到前线，满心希望在短时间内攻下樊城。

关羽率军围困樊城，当时水势浩大，樊城内外到处是水，军民大都呆在屋顶，樊城因为大水浸泡，许多地方瘫软塌陷。

守城将士人心浮动，连曹操在洛阳都胆战心惊，许多大臣竟然建议迁都来躲避关羽的锋芒。

非常时刻，一旦人心浮动，丧失斗志，那樊城必然被攻破。可如果曹军坚守，等待救援，关羽的水军短时间也难突破。

毕竟曹魏在樊城经营多年，城池坚固，粮草众多，何况曹仁骁勇善战，智谋超群，在军中威望极高，只要曹仁坚持作战，那么樊城就还有一线生机。

曹操在听到樊城被围的消息，立刻意识到了樊城失守的可怕，在第一时间就派出援兵，并任命徐晃担任统帅，率军前去救援。

徐晃在众将中最擅长奔袭作战，此次果然不负众望，在樊城之下和关羽大战，而曹仁也开城迎击，关羽腹背受敌，只能选择后退。

忽必烈敏锐地发现，当关羽率大军围困樊城之时，他并没有强大的后援力量，才导致徐晃和曹仁两面夹击，最终兵败身死。

现在蒙古大军围困襄阳，是有大量的时间和兵力去实施的，而且襄阳以北的广大地区都已经是蒙古人的地盘。蒙古大军进入中原，似乎失去了以往狂风骤雨般的威力，光襄阳一地，就断断续续打了三十多年。

降将刘整成天在忽必烈耳边念叨“无襄则无淮，无淮则南宋唾手可得”，忽必烈在他的强烈建议下，迅速地将战略进攻重点放在了襄阳城。

投降蒙古的刘整，他之所以提议让忽必烈击破襄阳，再图南下，是因为他对宋朝的布防了如指掌。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身为降将，不想办法立下大功，那是无法在新主子那里立足的。

他为忽必烈制定了只打襄阳，襄阳一破，临安不保的策略，如果蒙古大军攻下襄阳，一举平定大宋，他当居首功。

其实，在所有的战争中，无非就是两种方式。如果你比较弱，要打强对手的时候，一般是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人薄弱之军，比如韩信对项羽的打法，曹操对袁绍的打法。

还有一种是当你比较强，打弱对手的时候，通常就会用“斩首行动”。可以说，蒙古的军事力量远强于宋朝，所以刘整会给忽必烈提这条建议。

郭靖黄蓉早于蒙古人之前，就意识到襄阳的重要性，于是对襄阳城进行大力整顿，加固城防，积蓄粮草和武器，已经提前做好了防守的准备。

两大帝国，一南一北，在襄阳一带展开一场大决战，襄阳不败，则南宋不灭。蒙古人的攻势越来越猛，而大宋朝廷被奸相贾似道牢牢把持，他蓄意隐瞒襄阳战况。

由于忽必烈得位不正，阿里不哥纠集了一批蒙古宗王，趁忽必烈统兵南下，趁机发动政变，想一举推翻忽必烈刚刚建立的政权，取其汗位而代之。

忽必烈得到密报，星夜兼程北上平叛，临走之前他阿术任统帅，宋朝降将刘整任军师，发动襄阳之战。作为进攻方，蒙古大军首先面对的就是襄阳与樊城的地理问题。

襄阳和樊城中间隔了一条汉江，南北对望，两城有浮桥相接，粮草与军人互为援助。

樊城的地理位置稍差，自古以来民间就有“纸糊的樊城，铁打的襄阳”的说法，相较于樊城，襄阳的地理位置就优越得太多了。

襄阳城地势很高，北面、东面、南面被汉江环绕，且江面宽阔，西面是万山，西南面是羊祜山、岘山，除了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保护，襄阳城下的护城河，也是中原大地上自古至今最宽的护城河，有六十多丈宽。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为蒙古大军进攻所面对的第一关。

襄阳城也曾经落入蒙古人之手，那是郭靖黄蓉奔赴襄阳之前的事情。

淳佑十一年之前，襄阳被蒙古大军控制在手里，宋京湖安抚制置使李曾伯，认为襄阳是防卫蒙古人的战略要地，不能有失，他立志收复襄阳。

由于连年战火，襄阳城残破不堪，成了易攻难守之地，而恰好当时的蒙古大军并没有意识到襄阳城对于他们征服大宋的战略意义，对襄阳城也不太重视，对残破的城市没有进行修缮，这就给了宋军得手的机会。

淳佑十一年四月，李曾伯派高达率领两万一千名宋军，打败了盘踞在襄阳城的蒙古人，一举收复襄阳、樊城。

刚刚收复襄阳城，李曾伯就下令对襄阳和樊城的城防进行加固，使得襄阳城防周长九里，樊城接近四里半，又限期两个月在城内建造了一万间驻屯营房。

靠李曾伯一人之力，对襄阳城的改变并不显著，所以在淳佑十二年春，李曾伯向朝廷建议在襄阳实行营田，奖励屯田，运输米粮，修筑城堡，免税，增兵协防等六条建议，但是朝廷只是象征性地采纳了他的一小部分建议。

在这之前，李曾伯上书说“襄阳刚刚收复不久，城池虽经修缮，但耕田还未开垦；房屋虽经初建，但街道还未修通。请求免除襄阳三年的租赋。”朝廷下诏同意了。

当他准备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把自己的余生都献给大宋王朝时，他却被朝廷打压了，确切地说是贾似道打压了，提的这六条建议，无论有多么高瞻远瞩，有多么地为国为民，都无济于事。

此后，他在宦海沉沉浮浮，几次起复，有几次沉沦，直到咸淳四年，满怀忧愤的他离开了人世。

李曾伯的遭遇使郭靖意识到，自己绝对不能为这样的朝廷卖命。几十年为国为民赤胆忠心最终换来的却是猜疑和打压。

郭靖黄蓉来到襄阳城三十多年，朝廷曾几次三番遣使为他加官进爵，他都毫不犹豫地推辞了。他的信仰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加官进爵从来不是他所考虑的事情。

莫说为赵家皇帝卖命，就连成吉思汗的面子，郭靖也不给。当年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宝贝女儿赐婚给郭靖，又让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托雷与郭靖结为异姓兄弟。

郭靖连成吉思汗这样的干爹都不要，何况赵宋王朝那一官半职。若想升官发财，他留在蒙古，不一定比那些蒙古宗王混的差。

郭靖自小在蒙古草原长大，可以说是蒙古人养大的，忽必烈见了他也是一口一个“叔叔”地叫着，如果贪图荣华富贵，他绝不会窝在小小的襄阳城里忧国忧民，连自己的儿子郭破虏现在都不知去向。

襄阳城如今被围，谁也无法安枕无忧，摆在郭靖面前的只有一条道：发动所有的同道中人，拼死抵抗蒙古人的进攻，绝不让他们轻易攻占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