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信与石猛和杨逍三人，骑着马，挑着灯笼，一路走，一路聊，从董卓到桓温，有争议也有共识。可是这路走了这么久，目的地却一直没见个踪影，三个人心里都在犯嘀咕。

杨逍突然间问了一句：“两位哥哥，我们三个人骑着马走了几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到啊？是不是走错路了？”

独孤信答道：“你不说我也在怀疑，我们走的路到底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因为白天走路还有的问，夜间找谁去问路啊？”

石猛道：“这夜间行路如果有月光或者星光，我们可以找路走，哪怕走错了可以再回头。可是今夜月光黯淡，星光更为黯淡，我们打着灯笼，也只能看到四五丈远，走错路也属正常。”

杨逍接着问道：“那如果真的走错了怎么办？”独孤信笑着答道：“那就将错就错，秉烛夜游的事情古人做得，咱们三人也做得。我们不妨彻夜长谈，信马由缰，也算平生一大幸事。”石猛道：“千金难买一知己。”

独孤信道：“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月亮、星星才是夜间的主要光源。比之木柴、蜡烛、油脂，这些光源的效率更加惨不忍睹。一个人在黑夜里行走时摔跤拌蒜，或者遇到饥饿难耐的野兽，是再正常不过之事。而因为走错路，掉到沟里、河里、湖里、地窖里，或者在家里因踩错台阶而坠下楼梯，摔个重伤骨折，乃至一命呜呼，也均不稀罕。我们三个人走错路，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石猛道：“有句话叫‘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从古至今，黑夜往往也给抢劫、纵火等暴力行为，提供了天然的掩饰和舞台。夜幕降临，没有日光普照，人们的各项活动就不再像白天一样自如，但对于惯于入室盗窃、路边抢劫、伤人放火的‘强人’来讲，则算是到了为非作歹的‘黄金时间’。人们常常赞扬大唐的自由、开放与包容，可殊不知，宵禁制度之登峰造极，正是在唐代的长安。《唐律疏议》记载：‘京城每夕分街立铺，持更行夜。鼓声绝，则禁人行；晓鼓生动，即听行。’长安以里坊为布局，每坊由坊正负责开关坊门，并在坊角设置武侯铺，有武侯负责夜间巡夜抓捕。每到夜晚，坊正关闭坊门，严禁出入，禁绝行人。咱们三人有幸，能够在夜间出门，还能纵马驰骋。”

独孤信也说道：“在宋朝以前的历朝历代，普通老百姓，一般在太阳下山之后，会点蜡烛做一些活计来补贴家用。女人们大都是做一些缝补的工作，或者收拾一下家里。而男人们则是做一些体力活，例如整理一下粮食，编草鞋之类的。因为白天要出门去干活，所以有些在家干的活会留到晚来做。读书人家的孩子，一般晚也是会苦读的。他们会点着一盏灯，埋头苦读，只为了日后可以一朝中举，光耀门楣。而相对于这些普通人，古代的王宫贵族，达官显贵则是会过的好一些了。有钱人一般会在晚吟诗作乐或者与人坐谈，李义山有诗云：‘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如果想在夜间出门，那是断断不行的。”

石猛问道：“为什么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宵禁却比以往各朝更加严格呢？”

杨逍道：“这个也确实奇怪，历朝皆有宵禁制度，只有在诸如元宵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里，才允许普通百姓夜间出外走动，为的也正是维护城中治安。推行宵禁制度，首要目的自然是防备盗贼，维护城中治安。倘若是战争时期，城外敌军的探子或者奇袭部队也肯定是晚进入城中。此外，灾荒或者战乱都会产生大批的流民，如果夜间城中无人防备，流民一股脑涌入，治安之混乱简直不堪设想。有了负责宵禁的官吏时时探查，便能对述情况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汉朝的宵禁制度，要求民众夜间都必须呆在各自的家中，禁止出行，更不能随便在大街溜达。如果宵禁期间无事游走，一旦被抓住之后，会被棍棒打死。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飞将军李广喝酒喝到很晚，回去的路走到霸陵亭，被霸陵尉拦下。李广虽然自报家门，霸陵尉却仍牛哄哄地说：‘大将军尚且不允许夜行，何况你呢？’李广只好在亭子里挨了一宿。可见到了秦汉时期，夜禁制度已经颇为严格，就算是位高权重也不能逾矩。盛唐虽然气度恢弘，自由开放，但于宵禁一事却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严格和系统。在唐代，鸣街鼓不仅是城门及宫门开启或关闭的信号，也是百官朝办公的时钟，同时又是夜禁开始与结束的标志。在规范的宵禁管理制度下，白日的长安城车水马龙，是繁华的都市；当夜晚来临，长安城便‘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一派清冷寂寥了。”

独孤信道：“《武帝纪》有记载，当曹操还是一个不知名小卒的时候，曾斩杀过一位违背了夜禁的官宦蹇硕的叔父，这位宦官极受皇帝宠爱，然而因为违反宵禁制度而被曹操所杀，足以看出当时宵禁制度的严厉。那时候的人，晚在街道随便走动，都是犯法。唐朝依旧延续了南北朝的宵禁制度，但是他们在原有的制度对此加以改进。《旧唐书》记载，刚开始的时候，朝廷在长安城专门设立了金吾卫传呼，来警示行者；后来马周献计，在各个主干街道设立了街鼓，这样一来就不需要金吾卫口头传呼，每当鼓声响起，就表明长安城的夜晚和白天来临。这一时期的宵禁制度，皆有法典可依，而且管理的十分严格。大唐最著名的法典《唐律疏议》中记载：在闭门鼓敲响以后，开门鼓敲响以前的这些犯夜者，要处以鞭笞之邢二十下；如若有吉、凶、疾病之类的‘公事’，必须拿到准许出行的文书，才被允许在长安城内的街道走动。为了将宵禁制度贯彻落实到实处，唐朝政府专门设置了管理宵禁制度的人员，《新唐书》记载：在城门房角设置了左右街使负责街道巡查，除此之外，在这座城市里的所有城门、宫门、坊门等地，都驻扎着警卫人员，只有在早晚的定时间才会开启。宵禁管理最严格的地域，主要就是城市里的武器库、宫殿等地方，如果有人在这些重要地域犯夜，他们所要遭受的惩罚会更加严重。违规出宫殿者，杖责八十；在身携带武器者，直接处以绞刑。这样的刑罚，远比在街道犯夜更加严重。虽说唐朝宵禁制度严格，但是在某一个固定区域，人们也是有一定自由活动空间，这个地方就是唐朝的居民区“坊”，相对于街道而言，居住在坊内的人，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外出。《通典》中记载，唐代有专门掌管坊门钥匙的人，所以坊门是在每天固定的时间开启、闭合，如若有人擅自开闭坊门，等待着他们的又是极为严的处罚。其实这也就是说，在闭门鼓后、开门鼓前，人们可以在坊内活动，但是若不是官府公事、或者手中没有出坊的文牒，绝对不允许出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