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道：“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语大臣云：‘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又立誓碑定制‘不得杀士大夫及书言事人’，故宋代历来以富国重文而治，士人得到厚视倚重。从此，在整个大宋王朝，重文轻武成了基本国策，也成了时尚。”

杨逍道：“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此言诚然也。北宋时，幅员辽阔，统治者意在守势，富国而不强兵。有宋一代，无论经济、文化、科技等，皆足以令人注目、心生向往。其辉煌成就，前所未有，极尽一时繁华。”

独孤信道：“其时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开采业诸类经济发展兴盛勃发。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乐、、绘画、书法、建筑等艺术发展高度繁荣，文人墨客，名士风流，风骚冠于宋代者众矣。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三端便诞于宋代，彪炳史册。当斯时，宋室既无秦之霸气，又乏隋唐之豪气，是以臣民优养日久，积弱弊生，在相对宽松之生活环境中，至王公贵胄、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都安于闲逸散漫，寻求红尘乐趣，过惯潇洒自在，而无忧患之想的生活。”

石猛道：“那时候，至王公贵胄、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都安于闲逸散漫，寻求红尘乐趣，过惯潇洒自在，而无忧患之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十分惬意不假，可是惬意久了人就容易消磨了意志，人们常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大宋王朝的人民习惯了宁静祥和的生活，岂料繁华梦醒，北宋终在一派仓皇的景象和唏嘘声中落幕。两宋之交，战祸绵延，君臣南渡，江山飘摇。南宋小朝廷奔逃江南，偏安一隅，勉延宋祚，百五年间，时势多幻，繁华虽不及汴梁，但江南鱼米富庶之地，仍称得是小康升平，难怪乎林升要在诗中大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慨！”

杨逍这时候也说道：“宋朝可以说是我们之前的历史文化最精致、最绚烂、最成熟的时代，都会的繁华富饶、物产的阜盛华贵、文学艺术的绮靡雅丽，皆令人怀想至今，尤其对于文化人而言，宋朝文人的地位十分高，这也让历代文人都十分羡煞。而这些都离不开宋人的风雅。风雅到无论男女，都喜欢头戴鲜花。”

独孤信笑道：“宋朝人戴花，不仅仅文人戴，武将也戴。这其中作用最大的便是宋朝皇帝了。他们不仅鼓励戴花，而且还以身作则，以彰显大宋朝的文雅之风。据历史记载，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随从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配戴。不仅如此，他还制定一些规则：赐给随身的卫兵每人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有宫花锦袄者，才能自由出入大内。有了皇帝的追捧，自然民间也乐此不疲。而且被皇帝赏花可是达官贵人才有的殊荣，一般的平民百姓是不可以随意僭越。当时人作词云：‘日暮迎祥对御回，宫花载路锦成堆。天津桥畔鞭声过，宣德楼前扇影开。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到了宋真宗时期，戴花已经升到了国家层面。戴花成为了宋朝的国家礼仪制度，对什么人戴什么花，什么级别戴几朵花都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史书中就记载了百官朝的戴花制度：‘前二刻，御史台、东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可见皇帝召集朝会，戴花已经成为了百官必须履行的程序。而且宋人所戴的花，也有有‘生花’与‘像生花’之分，‘生花’即时令鲜花，‘像生花’是假花，由绢类织物制作而成。宫花属于像生花一类，是宫廷特制的赏赐品。一般都是由皇帝赏赐给有功之人。宋人的戴花习俗已经至皇帝，下至平民。虽然普通百姓并不能戴一些较为名贵的花，但是随着当时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的，戴花习俗开始平民化，社会的等级也远不如前朝那般固化。但是这也是致命的，宋人的戴花习俗，是宋人的奢靡生活的一部分，堵塞了宋朝的血管，整个国家空留一副文雅的躯壳，最终倒在了北方马蹄之下。”

石猛道：“虽说宋人的戴花习俗是宋朝文人骚客儒雅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是羸弱的。西苑雅集，翩翩文人英辞秒墨，诗情画意；汴京郊外，绝世佳人骑马踏青，春意浓浓；勾栏瓦肆，歌舞升平，通宵不辍；市肆食店，集四海之奇珍，八荒之异味。历经了三百多年的宋朝称得是历史最为繁荣、风雅的时代不假，可大宋王朝的积贫积弱也是史绝无仅有的。”

独孤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接着石猛的话头说道：“我记得北宋王朝一个得意形象，号称‘北宋多名相’。北宋王朝的‘名相’非常常见，可谓是一抓一大把。相关的光辉事迹，甚至各位‘名相’们的诗词佳作，全是流传千年。堪称群星灿烂。但更尴尬的事实是：拥有强大‘名相’团队，恨不得隔几年就冒出个‘名相’的北宋王朝，非但没有富国强兵，相反越来越惨淡，最后活活在金国铁蹄下，悲惨断送了半壁江山。”

杨逍道：“大哥哥不说，我还真是没有想到，北宋王朝的‘名相’确实非常常见，他们的光辉事迹，甚至各位‘名相’们的诗词佳作，在民间都广为流传。可是这么多的所谓‘名相’，也没有帮助皇帝老儿把国家治理好。好不容易站出来一个务实的‘拗相公’王安石，还被人们百般挤兑。”

石猛也发问道：“北宋王朝只是有‘名相’，没有‘名将’，战斗力怎么不弱？”

独孤信答道：“北宋王朝的财政收入几乎都用来养兵、养官、缴纳岁币了，再富的国家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财政始终捉襟见肘，而这也正是‘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重要原因。所谓积弱，也并非宋朝军力就真的弱，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北宋王朝的以文抑武和变态的军制――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注定无法产生真正的名将，仅能使武将不能造反而已，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