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李广元必须赢得交锋的下一个阶段：他需要证实自己在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仔细考虑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他的地位是很有利的。他必须战胜常凯申，并且一定能够战胜他。

他没有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在常凯申的接待室里，他对秘书说：“朋友，请问问您的司：他有什么指示？他是马接见我，还是让我睡半个小时再来？”

“我去问问，”秘书回答一句，便掩门走了。他出去了约莫两分钟，然后走进来对他说，“您自己看着办吧，首长同意现在接待您，但也可以将谈话改到晚进行”

“一个更加复杂的方案，”李广元明白了，“常凯申想要弄清楚我现在去什么地方。不应该拖延时间，反正在一个小时之内要决定胜负。即便从研究所邀请鉴定专家来这里，顶多只需要两个小时”

“您觉得怎么方便，我就怎么办吧，”李广元说，“我怕他晚会到首长们那里去，那样我就得等他到明天早晨。这合乎情理吗？”

“合乎情理”秘书附和说。

“那就现在吧？”

秘书敞开办公室的门，说道：“请进来吧，联队长”

常凯申的办公室里光线很暗。总队长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的圈椅里，正在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BBC广播电台正播放反对战争的宣传节目。常凯申的膝盖放着一个公文夹，他在全神贯注地审阅文件，时而调整一下收音机飘逸的波段。看样子常凯申很疲倦，军衣的领子敞开着。办公室里飘浮着雪茄烟雾，宛如狭谷中的云彩。

“早好，”常凯申说，“老实说，我没有料到这么早能见到您”

“我还担心迟到了挨骂呢”

“您总是担心挨老头儿的骂，其实我究竟骂过谁呢？我是个老好人，可是人们散布了不少关于我的流言。您那位美男子司比我凶狠一千倍。只不过他在大学里学会了微笑和**语。而我至今还不知道应该把苹果切开来吃呢，还是像我家里人那样整个地吃”

常凯申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扣军衣的钮扣，说道：“走吧”

他察觉到李广元迷惑不解的目光，不由得轻轻笑了笑：“我准备了一个您意想不到的礼物”

他们走出办公室。常凯申顺便对秘书说；“我们也许还回来”

“可我还没有叫汽车呢”

“我们哪儿也不去”

常凯申咚咚地踏着陡峭的楼梯来到地下室。这里设立了一些关押特级罪犯的牢房。地下室入口处站着三名卫队士兵。

常凯申从背后的裤袋里掏出自己的瓦尔特式手枪，递给了警卫人员。

李广元用询问的目光望了望常凯申，常凯申轻轻地点了点头。

李广元把自己的巴拉贝伦自动手枪递过去，卫兵把它塞进自己口袋里。

常凯申拿起放在警卫人员小桌的一只苹果，说道：“不带礼物到这里来不好意思虽然我们两人都是自由恋爱的崇拜者，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看望老朋友也应该带点礼物”

常凯申强迫自己笑起来。他明白了常凯申为什么这说。

有一次，他的部属们试图胁迫一名南美国家的外交官为他们工作。他们给此人看了几张照片。照片是在这个外交官同一个金发女郎在一起的时候拍摄的。这个女人是常凯申的部属们介绍他认识的。

“要么我们把这些照片寄给你的妻子，”他们对这个外交官说，“要么您帮我们的忙”

外交官久久地察看着这些照片，然后问道：“我能不能再同她来一次？我和妻子都非常喜欢这种照片。”

这件事发生在詹国强发布了要特别注意侦察员的家庭生活的命令之后不久。

当时李广元抱怨说：“应该信仰不负任何责任的自由恋爱，那时候人们就不会在干蠢事的时候被人捉住了”

后来有人向李广元谈到这个外交官的事件，他只吹了一声口哨，说：“请替我找一个喜欢那种照片的女人吧，我立刻求她做我的妻子。不过，依我看来，你们了那个人的当了：他怕老婆怕得要死，可是却不露声色，表演得像个演员。你们却相信他了。你怕自己的老婆吗？当然怕可你却抓不住我，因为我只怕我自己，因为我对谁都不负有任何责任。唯一糟糕的是没有人往监狱里给我送东西”

常凯申在七号牢房门口停下来。他向监视孔里望了好长时间，然后向卫兵打了个手势。卫兵打开了沉重的牢门。缪勒第一个走进牢房，李广元紧跟着走进去。卫兵留在牢房门口。

牢房里空无一人。

“合乎逻辑，”常凯申听了李广元的报告，说道，“您和物理学家的态度是不可动摇的。请把我当成你们的盟友吧”

“您派去跟踪外交官的‘霍里赫’牌汽车的那辆汽车与这件事有关系吗？”

“您察觉到有人跟踪您？您明显地感觉到危险吗？”

“任何一个傻瓜处在我的位置都会察觉有人盯梢，至于危险嘛待在家里有什么危险可言呢？假如我待在国外的话”

“您的头不疼吧？”

“因为操虑过度？”李广元微微一笑。

“因为有一种压力”常凯申回答说，他马举起左手，开始按摩后脑勺。

“他是想看看手表。他在等待着什么？”李广元暗中发现，“要不是握有一张王牌，他是不会下决心演这场戏的。这张王牌是谁呢？是老师？是教授？还是报务员？”

“我劝您试着做做瑜伽呼吸体操”

“我不相信这个不过您可以示范一下”

“左手放在后脑勺。不，不，只用手指。而右手应该贴头顶放平。就是这样。同时开始按摩脑袋。闭眼睛”

“我闭眼睛，您会像对待我手下一样在我头顶猛击一下”

“您要是建议我背叛祖国，我就这样对付您。总队长，您偷偷地看了看手表，不过，您的手表慢了七分钟。我喜欢公开的角斗同所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

常凯申嘿嘿一笑。

“您没有在我的机关里工作，我一直对此深感惋惜。不然的话，我早就让您当我的副手了”

“我还不愿意干呢”

“为什么？”

“您嫉妒心很重。像一个含情脉脉的忠实的妻子。这是一种可怕的嫉妒。可以说是残的嫉妒”

“说得对。不过，换句话说，这种残的嫉妒是对同志们的关心”

常凯申又看了看表，不过这次他不曾加以掩饰“他是个一流的职业谍报员，”常凯申暗想，“他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手势和情绪明白一切。好样的。如果他做反对我们的事，那么他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好了，”常凯申说，“我们马就公开角斗。朋友，再等一分钟”

他站起来，敞开沉重的牢门。虽然牢门包着厚厚一层铁皮，但用一个指头便可将它轻轻推开。他对一个正在用火柴杆剔指甲的懒洋洋的卫兵说：“请给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有什么新情况”

常凯申估计罗夫可以在两三个小时之内逼迫那个共党女人招供，然后把她送到这里来当面对质。是他干的就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也不冤枉他。验证事实是反间谍工作人员的职责，审讯李广元的计划他也安排得十分精当：只要罗夫一撬开那个女人的嘴，常凯申就立刻打出自己的王牌，观察李广元的举止，然后让他和那个“女钢琴师”当面对质。

“等一下，”常凯申向牢房转过身来，“我在这里等候一个通知”

李广元耸了耸肩膀：“为什么把我领到这里来？”

“这里安静一些。如果一切都按照我所希望的那样结局的话，我们就、一起回去，那时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我和您一起在我的机关里做了一件事”

“我的司会知道这一点吗？”

“您害怕谁的嫉妒心他的还是我的？”

“您是怎么想的？”

“我喜欢您坚决果敢地去干”

卫兵走进来报告说：“总机叫我转告您，那里没有人接电话”

常凯申吃惊地绷了绷嘴唇，心中想到：“大概他没有打电话就开车到这里来了。可能是我的电话占线，他亲自坐车来了，以便节省时间。好极了。这么说，再过十至十五分钟，罗夫就把她送到这里来”

“好吧，”常凯申重复一句，“这就像佛经里说的：有时需要采集石头，有时需要扔掉它们”

“看来您在中学时代课学得不大好，”李广元说，“书里是这样说的：有时需要扔掉石头，有时需要采集石头，有时需要拥抱，有时需要回避拥抱”

常凯申问道：“您和一个被监护的老师详细研究过佛经？”

“我经常反复诵读佛经。为了战胜敌人，应该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您说对吗？在交锋的时候才去研究，意味着自己注定要失败”

“莫非他们在国外抢先截走了老师？很有可能。虽然我返回车站的时候没有遇见一辆汽车，但是他们可能会赶在我动身之前，事先躲在哨所里。根据时间推算这是吻合的。他们大概已驶近南京。是这样的。看来我应该立刻提出要求同我的老板当面对质。只能采取攻势。无论如何也不要采取守势。如果常凯申问我间谍李科奇在什么地方，我怎么回答他呢？家里的桌子应该有一封信。这可以说明我当时显然不在现场。可是谁能料到，这些事件恰恰把他们引到老师身呢？李科奇的事还有待于证实。时间对我是有利的”

常凯申慢吞吞地从贴胸口袋里掏出一只浅蓝色的信封。

“归根结底，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李广元继续思考着“这个傻瓜，他以为他那副慢条斯理的神气可以吸引我的注意力，我马就会坐立不安。随他的便吧，老师可能会招供，不过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主要的是教授事先已提醒我们的人：报务员彻底暴露，梅思品已开始谈判，或者正在准备谈判。我们的人应该组织一切力量继续战斗，即使我暴露了，他们也会明白行动的方向。常凯申弄不清我的密码，除了我和司之外，谁也不知道我的密码。他们从我这里弄不到密码，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您瞧，”常凯申从口袋里掏出三张经过鉴定的指纹照片，“您瞧这东西多么有趣。

这几个指纹，”他把第一张照片递到李广元面前“我们是从那个玻璃杯取下来的，您曾用这个杯子倒了一杯水，递给那个不幸的、愚蠢的、轻信的手下。这几个指纹，”常凯申抽出第二张照片，仿佛从一副纸牌里抽出一张王牌“我们是从哪里找到的，您想过吗啊？”

“我的指纹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李广元说，“可以在重庆、海、武汉，找到”

“还有什么地方？”

“我可以回忆一下，然而这至少要花费十四五个小时。我们不但要耽误吃午饭，而且要耽误吃晚饭”

“没关系。我准备挨饿。顺便提一句，您的瑜伽禅宗认为，饥饿是最有效的良药之喂？回忆起来了吗？”

“如果我现在被捕了，并且您正式通知我这件事，我就以被捕者的身分回答您的问题。如果我现在没有被捕，我不打算回答您的问题”

“我不打算回答，”常凯申模仿着李广元的语调重复道，“我不打算回答”

他看了看表：假如现在罗夫走进来，他就从发报机说起；然而罗夫耽误了时间，所以常凯申说：“请您尽量一字不差地复述一下，您在任何人都绝对不得入内的机要通讯室打过电话之后都做了些什么？最好按照时间顺序，一分钟一分钟地复述”

“他没有亮出第三张指纹照片，”李广元暗想，“看来他还掌握一些别的情况，也许现在应该敲打他一下，使他下一步不至于这么自信”

“应该把那些玩忽职守的通信员送交法庭审判。他们把钥匙留在门，像兔子似的钻进避弹所。我走进机要通讯室之后，遇见吴四宝，和他一起待了两个多小时。至于我同他谈些什么，我当然不能告诉您”

“请别过分计较，李广元，不要过分计较。我毕竟比您资格老，军衔比您高，年龄比您大…”

“他这样回答我，似乎暗示我并没有被捕，”李广元迅速地察觉到这一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他们还没有拿到罪证，但他们正等待着罪证，也希望从我这里拿到罪证。看来我还有一个成功的机会”

“请原谅，总队长”

“这就好了。总之，您和吴四宝谈了些什么？”

“我只能当着他的面回答您的问题，请正确理解我的意思”

“您要是能够背着他回答我的问题，也许您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一下，也就用不着回答第三个问题了”

常凯申又看了看表。大概罗夫现在正沿着地下室的楼梯走进来。常凯申一向认为他可以十分准确地感觉出时间。

“我准备回答您的第三个问题，如果它只涉及我个人，而不涉及国家的利益的话”

“它只涉及您个人。这几个指纹是我的部属们在一个共党女报务员的手提箱发现的。这个问题您最难回答”

“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恰好不难回答，因为我在罗夫的办公室里检查过这个女报务员的手提箱，这一点罗夫可以证实”

“这一点他已经证实过了”

“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在于，还在这只手提箱转交给我们之前，区情报分局就取下了您的指纹照片”

“他们不会弄错吧？”

“不会”

“那么偶然性呢？”

“偶然性可能会有。不过这个偶然性是令人信服的。在海的所有寓所里一共有两千万只手提箱，为什么恰恰在那个女报务员用来保存自己物品的手提箱发现您的指纹呢？这一点怎么解释？”

“嗯嗯这一点的确很难解释，或者说几乎无法解释。假如我处在您的位置，我也不会相信我的任何解释。我理解您，总队长，我理解您”

“我非常希望您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李广元，我向您保证，我对您非常同情”

“这我相信”

“罗夫马就把那个女人送到这里来。我相信，她会帮助我们弄明白，您在什么地方在这只手提箱留下了指纹”

“女间谍？”李广元耸了耸肩说，“是我在那所部队医院里抓住的那个女人吗？我的视觉记忆好极了。假如我以前遇见过她，我一定记得住她的面孔。不，她不会帮助我们的”

“她会帮助我们，”常凯申反驳说，“一定会帮助我们”他又在贴胸的口袋里摸了摸，“这就是从延安带来的”

常凯申说罢给他看了看：这是教授送往延安的李广元的密码电报。

“这下完了，”李广元明白了，“这下彻底失败了。原来我是个白痴。教授要么是个胆小鬼，要么是个大笨蛋，要么是个内奸”

“您好好考虑一下吧，李广元，”常凯申吃力地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走出牢房去了。

牢门轻轻地关的时候，李广元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这种感觉他体验过不止一次了。李广元觉得自己已不再用两腿站着，他感到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仿佛变成了别人的身子，同时四周的物体也变得更加鲜明，棱角也显得多起来。在这样的时刻，他居然会发现这么多棱角。后来他曾对这一点大为惊异，他也常常拿自己这种古怪的功能开心。他还能准确地区分花束中各种花朵之间接触的线条，甚至能看出这朵花或者那朵花处在哪个位置才能显得鲜艳夺目。他初次体验到这种感觉是在1930年深秋季节，在东京。当时他和保安处派驻东京大使馆的间谍头子在市区一条大街漫步，在东京银行大楼附近，突然迎面走来一个老熟人。此人是他早年在海参团认识的，当时是反间谍机关的一名军官，在国外，到处能够遇见中国人；他们对什么都能适应，可就是过马路时总违反交通规则；后来李广元根据这个特征在国外认出不少同胞。这时，只见老乡横穿马路向他跑过来，热烈地拥抱着他，以至于公文包从自己手里掉下来。老乡抱着他高声喊道：“老李，亲爱的”

在大连，他们相互之间称呼“您”。令人可笑的是，想不到他有朝一日会亲呢地称呼他“老李”，而不再尊称他“李班长”。这是侨居国外的中国人的特点：他们常常把素不相识的同乡当成朝夕相处的同事，而把熟人，即使是偶然见过一面的熟人当成亲密无间的朋友。李广元也准确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很不乐意去国外出差，尤其是美国和英国那里有许多中国侨民，但他又不得不经常去往这两个城市。那次同老乡不期而遇，李广元准确地做出一副蔑视而又迷惑不解的表情，用食指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推开了老乡，后者像挨了打似的馅媚地微笑着走开了。此刻，李广元发现他的衣领特别脏。他的领子有各种精确的色调：白色、灰色和浅黑色。后来他回到旅馆，做了一个实验，把这些颜色在纸画出来。他敢打赌，他画的决不比照相机拍摄的差，可惜当时无人和他打赌。就在这次东京街头邂逅之后，李广元对医生说，他的视力出了毛病。医生认为他由于经常过度疲劳引起左眼粘膜发炎，于是半年后他遵照医嘱戴了墨镜。他知道，眼镜，尤其是墨镜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貌，有时会使人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在东京事件之后马戴墨镜是不恰当的，此后应该有半年的准备阶段。在这半年时间里，苏联驻东京关自然要密切监视任何人的动静，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人对那个老乡产生兴趣。日本人终究没有对他产生兴趣，大概保安处的那个军官认为这个穿着破鞋和脏衬衣的穷愁潦倒的中国侨民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