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8年，剑南节度使王昱调兵遣将，在左近另筑两城，试图以长期围困将其拿下。

但蕃军大举增援，在蓬婆岭下大败唐军，王昱只身逃脱，被贬而死。

安戎城让李隆基如鲠在喉，曾亲自主持作战部署。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在南诏的联络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联络上了城内的吐蕃人翟都局。

三月，翟都局等人放唐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安戎城重回唐朝。

六、九月吐蕃两次派兵，均被唐军击退，兴高采烈的李隆基，将其更名为平戎城，以夸耀功绩。

但唐诏联合共御吐蕃的局面，也基本到此为止，随后两国关系断崖式跌落，南诏成了吐蕃的“兄弟之邦”。

二、弃唐联蕃的转折

一般来说，史料将唐诏交恶归咎于三个人张虔陀、鲜于仲通、杨国忠。

此三人位居云南太守、剑南节度使、宰相，算是关键性岗位的关键人。

但两国关系从盟友到兵戎，仅责难三个人，似乎有甩锅的嫌疑。

毕竟能混到太守、节度的层级，哪个不是脑门锃亮的老狐狸？

要是没看到局势变化，就算精虫上脑，也必有收敛。

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是种赤裸裸的互有需求、功能单一的关系。

唐朝需要一个有体量的盟友，协助抵御吐蕃，毕竟逐一拉拢散装的诸羌，效费比太低。

南诏则想仰仗唐朝拓展势力，而非仅定位于协助抵御吐蕃。

两国关系定位上的巨大差异，必然造成分歧与争端。

而这种分歧，被官员清清楚楚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748年天宝七年，南诏王皮逻阁去世，其子阁逻凤继位。

阁逻凤主政后，继续秉持对外扩张的策略，连续率军打击滇池附近的诸蛮势力，将二十余万白蛮强行迁至大理，并派本族在滇东各要塞屯驻。

不受控制的南诏，让唐庭深感忧虑，开始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布局挤压。

时任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奉命开通从步头玉溪元江县至安宁昆明安宁的道路，并筑安宁城为联系南北的据点。

云南太守张虔陀则尝试在南诏国内部“掺沙子”，想用遭阁逻凤的贬抵的异母弟诚节为云南王。

唐朝的做法引起南诏不满，阁逻凤借机搅和，诸蛮纷起反抗，安宁城反倒落入南诏手里。

749年天宝8年，唐朝无法容忍南诏的继续扩张，李隆基以熟知滇事的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决定以北攻南进政策，实施武力打击。

在这种大背景下，张虔陀与阁逻凤爆发了尖锐冲突，并以私人恩怨方式表现了出来。

750年，阁逻凤照例携妻女拜见张虔陀。

据说，好色的张虔陀见到王妃后魂不守舍，向阁逻凤索要王妃为妾，双方不欢而散。之后，张虔陀又“遣人骂辱之”。

阁逻凤对此多次申诉，但唐廷置之不理。

忿怨不已的阁逻凤，当年便遣大将攻姚州，破城杀张虔陀，城中百姓“皆被移隶远处”。

“张虔陀事件”成了诱发天宝之战的导火线，但究其实质，不过是唐诏利益关系，从合作走向激化的必然结果。

即便没有张虔陀，也会有赵钱孙李，各种虔陀。

751年，鲜于仲通率军征南诏，阁逻凤遣使谢罪，愿奉还所占土地、姚府战俘及所掠财物，复置安宁、姚州都督府，并陈述交战利害，恐让吐蕃渔利。

但固执的鲜于仲通拒绝了建议，扣押南诏使，兵发西洱河。

阁逻凤急遣使节至浪弯向吐蕃大将论若赞求援，论若赞“通变察情，分师入救”。

唐诏大战于西洱河时，蕃军从后方突袭，6万唐军团灭，鲜于仲通只身逃回成都。

击败唐军后，南诏彻底倒向吐蕃，阁逻凤派遣国中贵族60余人，入拉萨朝觐吐蕃赞普赤德祖赞。

赤德祖赞倒履相迎，洒下大把政治饵料，封阁逻凤为南国大诏，号东帝，给金印，约为兄弟之国，改南诏纪年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又娶南诏赤尊公主赤尊为尊号，吐蕃时期非特指某人为妃，结秦晋之好。

再授阁逻凤之子凤伽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朝中之官吏，皆受吐蕃封赏。

753年，玄宗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率军至云南，希望复置姚州都督府。

阁逻凤乘筑城未就之际，派兵“绝其粮道”，唐军溃散，姚州地区被南诏牢牢控制。

宰相杨国忠为掩饰云南政策的失利，积极筹备再征南诏。

由于鲜于仲通之败将剑南兵备消耗殆尽，再征云南的军士，多从陕西、河南、河北募集，北方民众惧怕南方烟瘴多有逃亡。

杨国忠命人强制征兵，不从者铐送入营，三地百姓哭声震天。

杜甫目睹穷兵黩武对百姓伤害，愤而写下千古名篇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

天宝十三年754年，唐军以李宓为帅，十万人马再入云南。

但就像首次天宝之战一样，失去诸羌协助的唐军，在滇西群山间步履维艰。

阁逻凤为增加唐军的后勤压力，以诈败诱唐军至洱海太和城下。

而后则据险守城，避而不战，李宓孤军深入水土不服，瘟疫蔓延，补给困难，不战自溃。

唐军见势不妙选择撤退，被蕃诏联军趁势追杀。李宓沉江而死，十万军兵再度团灭。

时至今日，大理地区依旧能看到天宝将士冢、万人冢、千人冢等历史遗存，在默默诉说悲凉的往事。

存于太和城内的南诏德化碑对此记载为，“时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犄角竟冲。彼方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血刃，元帅沉江。”

天宝战争的失利，对唐蕃诏间的三角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一系列边政处置的失误，让以共御吐蕃为目标的唐诏联盟破裂。

南诏以弃唐投蕃的策略，换取吐蕃为后盾，继续扩大川滇交汇区的影响力。

吐蕃则是唐诏交恶的最大获益者，形成了蕃诏联合攻唐的战略态势。

三国关系的此消彼长，意味着三方军力已成短兵相接之势，再无回旋缓冲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