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时期,洱海地区小国林立,互不役属,其中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史称“六诏”
其中,蒙舍诏在诸诏之南,故有“南诏”之名。正是在唐朝的扶持下,蒙舍诏势力不断壮大,吞并了其余五诏一统西洱河地区。
当时,南诏国大概率已经进入相对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从技术实力上说未见得低于吐蕃本土,极有可能尚高出半筹。
据蛮书名类第四载八世纪的南诏王阁罗凤一次就“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今云南保山”,以每户五人计,20万户约有人口近百万。
因此,学者估算吐蕃王朝时期,鼎盛期间的南诏国756至757年,起码有人口四、五百万。此人口基数也远多于,吐蕃本土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详见拙作吐蕃王朝时期,东挡大唐、西拒大食,它究竟有多少人口?
另外,云南川西山川沟壑纵横的地理特点,也让大兵团作战极难展开,本地人对小路熟悉的优势被无限放大。这些都是南诏能够成为唐蕃间重要砝码的基础。
南诏初期一度曾为唐朝的盟友,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赐南诏王皮逻阁名为“蒙归义”,封云南王。封王的原因恰恰是,“洱河诸部潜通犬戎吐蕃,蒙归义率兵征讨有功。”
但从天宝初年开始,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在章仇兼琼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云南太守、李宓剑南留后、杨国忠等人的连续昏招下,爆发了两次天宝战争十年、十三年。
十几万唐军,在云南的群山间全军覆灭。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关中、川西无兵可调的窘境。
战争的爆发,也使南诏国彻底倒向了吐蕃,天宝十一年752年,吐蕃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吐蕃与南诏约为“兄弟之国”,在吐蕃王朝二百年的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一例,可见当时南诏国的重要性。
相比于唐与南诏渐行渐远,吐蕃经营西洱河地区的力度始终在加大。
大概在公元680年唐高宗,永隆元年左近,吐蕃修建了跨越金沙江的“神川铁桥”今丽江市塔城乡,并在这座极具战略价值铁桥旁,设立了神川都督府。
公元704年武周,长安四年为稳定西洱河地区叛乱的局势,吐蕃赞普赤都松赞亲征“南蛮”,死于军中。
敦煌藏文历史文书中,对吐蕃经营南诏有详细的记载:
“兔年公元703年……冬,赞普赴羌地六诏,并攻陷之。”
“龙年公元704年……冬,赞普赴蛮地主政期间升天。”
南诏倒向吐蕃后,整个川西的战争态势急剧恶化,唐蕃围绕着维州等地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反复争夺。详见拙作帝国嗜血系列之维州浮沉
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不堪忍受吐蕃沉重税赋和兵役的南诏再次倒向唐朝。资治通鉴“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云南王异牟寻献地图、土贡及吐蕃金印,请复号南诏”。
其实在入长安献图、纳印之前,南诏就已经和吐蕃撕破了脸。
此年正月,“南诏蛮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斩断铁桥,大笼官以下投水死者以万计。使来献捷”。
神川铁桥陷落后,吐蕃退居纳川今中甸附近。其后,虽多次进攻均未能夺回神川铁桥。铁桥的陷落,标志着吐蕃逐渐退出对云南的争夺。
神川铁桥的兴废,代表着滇藏交流的兴衰。铁桥建成后,云南物资大量输入吐蕃,史料上可见南诏曾入贡特产,如铎鞘、浪川剑、生津、瑟瑟、牛黄、琥珀、白叠茂、纺丝、象牙、犀角,越赕n马、统备甲马等物”。
同时,盐和茶也成了此路上的大宗货品,成就一段茶马古道的繁荣期。云南志记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
川西之路上的战与和
从吐蕃的国家战略上说,最有价值的无疑是青海。占据了青海吐谷浑故地后,东可威胁河陇,西可染指西域,成左右逢源之势。
但从以战养战的经济价值来看,河陇无疑是首选之地,其次便是富庶的四川盆地。
因此,东出川西,进袭巴蜀,始终都是吐蕃大战略方向。对此,唐朝也心知肚明,在川西屯驻重兵,严防死守。
用蜀地诗人陈子昂的话说:“且臣闻吐蕃揭虏,爱蜀之珍富,欲盗之游日矣,然其事不能举者,徙以山川阻绝隘不通,此其所以顿饿狼之喙hu,而不得窃食也。”
综合史料记载来看,吐蕃通剑南之路有十一条之多,但由于康区山岭耸持沟谷纵横,很多地名难以标定,古道所经之处弥漫不清。
但从其大致走向研判,其中有四条是通过云南入川西的。这四条通路曾多次成为,吐蕃联合南诏进逼剑南的行军路线。
另外,七条与川西直通,成了吐蕃联络川西诸羌,攻伐唐军的线路。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队唐军的防御态势,进军路线通常无定。
总体上归纳,川西之路大略可分为南、北两个系统:
北面系统,主要从川西的松州今松潘、茂州今茂县、维州今理县东北、悉州今黑水县附近等地,沿西山而至吐蕃。
南面系统,主要是从雅州今雅安、黎州今汉源县北、巂x州今西昌通往吐蕃的路。
南北两个道路系统,可粗略类比为今川藏公路的南北线317、318国道。
但不论南北哪一条线,横断山脉的路况都堪称天堑,吐蕃之所以能在此路上保持进攻态势,未见得是其机动能力有多领先在川西谁的机动能力也好不到哪儿去,而是仰赖了川西诸羌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