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医护老师怀疑的是，杂工是否有将女教练送到火车站的问题。那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而她恐慌的眼神似乎还肯定了我的想法。虽然心里忍不住偷笑，校方确实有做得过分的地方，但还不至于干出被人发现秘密就要立即灭口的行为。但转念一想，医护老师可能因为职业的关系，了解更多关乎生死的话题，加上一直以来没有收到教练的来信，她可能已经被这种恐惧支配了一个多月了……总之，离开医务室以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除她所担心的那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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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我们赶到了火车站。排班表上显示，每天有6班火车，南北两个方向，早中晚各三班。八点多就被催着离开的女教练，搭乘的多半是早晨的班次。朝南方向是10:30，朝北方向是10:20，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女教练遇到记者的时间。

我把整个站台粗略地走了一遍，我们所在的站台是个标准的岛式站台，占地面积不大，朝南朝北的铁轨铺设在站台的两侧。没有找到明显的线索，飞舞的废纸上也没有我想要的答案。已经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即便真的曾近留下过什么痕迹，也已经不太可能再找到了。女教练自己杳无音讯，医护老师的担心又使得杂工的证词也变得不可靠。唯一知道的只有记者的那篇报道。但对于记者，我们又一无所知。那个时候，我真感到有些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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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山田叫我，我走进了他所在的候车间旁的一间小铺。里面有各种小城的纪念品，没有营业员，看起来是一家无人贩卖的小店。

“是不是这个？”他一指，我看到了和医护老师收到的一模一样的明信片。

“可还认得出女教练的字迹？”为了防止我先入为主，他用手指遮着账目的一部分，让我看看这当中有没有教练留下的账目。因为当初校队成立期间多次帮教练核查成绩以及比赛时报销费用的缘故，我大致能辨别她的字迹。再拿出她给我的信做了一番比对，“这个！”山田挪开手指，被他挡住的日期正是3月13日。

我用公用电话给医护老师报告了一下我们调查的结果——当天女教练应该安全抵达了火车站。我有过前车之鉴，那时为了拿那件八乙女落在寝室里的龙太郎的球服，选了条捷径，结果走进了犄角旮旯。要是校方真的试图灭口，在途中下手才是第一选项。所以请她不用再害怕那个极端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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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掉医护老师的困惑后，我们继续考虑教练和记者的冲突。去的路上，我也在想记者的手腕是怎样被一个年轻女性掰断的。教练怎么说也是一个足球教练，手腕力量不会比普通女性强太多。直到仔细看了这个一米多深的月台，我突然有了想法。脑子里渐渐形成一个大胆的假设，正准备告诉山田的时候，他说，“我们，呃，或者你，要不到月台下去看看？”

我正有这个打算。因为不知道教练搭乘的是哪个方向的火车，任选一边，一步跳下了月台。确实深得很，不过练过体育的，应该不成问题。我朝他做了一个可行的手势。

“呃，我就不下来了。“他勉强地笑着回应我，”距离中午的班次还有一个小时，我帮你看着时间嘞~”我这才知道这孩子原来有点恐高。

然而，他不下来，或许真的是有些值得害怕的因素。如今四月，一个自杀率最高的时间段，铁轨上能看到一些斑驳的血迹。这对于学弟来说可能过于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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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果我的假设成立的话，这里会存在我想要的东西。铁轨少有人打扫，或许真的会留下些什么。我绕过站台，两边都进行了认真的检查，甚至没放过一块枕木，终于找到了让我非常在意的东西——一张名片！一张《文秋》杂志社记者的名片！看来是获知了该名记者的名字，问了一下山田还有多少时间，他说还剩半个小时。我打算再找一找，最后，这样的名片我一共发现了五张，全部集中在向南行驶的火车轨道上，简直是大丰收。

“拉我一把！”要上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月台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爬。徒手试了两次都没翻过去，山田伸手拽我，都很难使得上力。就在这时，一声汽笛刺入我的耳膜，没想到这半个小时竟然过得这么快。就看到拉着我的山田皱紧眉头，一咬牙关，我手腕也随之猛地一紧……火车呼啸而至，我俩一同扑倒在了站台一侧！

“好险！我应该早点催你上来的！”把山田吓出了一头冷汗，我自己也吓得不轻，全然将手上的痛感抛在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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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所发生的那些，更加明确了我内心的想法；尤其山田拉我上来的一刻，我所感觉到手腕的压力，让我清楚了大半。这绝对是一篇非常过分的报道。接下来，只是要找谁核实的问题。而山田也告诉了我这一个小时以来他的发现：站台口有一只邮筒，每天有两次开箱，其中一次，正是早上10:30。说不定，这场冲突存在目击者。

我们又做了深一步讨论，假设记者也关注到了邮筒的开箱时间，她极有可能会在报道发表前找到那位邮递员，给予其好处使其不要透露真相。但那是唯一一位能被找到的目击者，若有其他普通乘客也恰好目击了冲突，他们的职业身份无从得知，将会对其报道的发表造成障碍，所以将冲突发生的地点从火车站改成了校门口。而且，改地点的另外一个好处则是如若警方真的介入此事，也不会想到邮递员，消除了邮递员在警方面前吐露真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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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这里，一切都还没有突破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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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搜集到了重要的信息，但也只是做了一些猜测，事情过去了一个月，几乎不可能找到真正让警方信服的证据。我不觉得我们还能再多做些什么，一个得了别人好处的邮递员又有怎会告诉别人涉及到他个人利益的真相？退一步说，即便记者没有想到邮筒开箱的问题，怎样让一个邮递员好好地配合我们，我心里也没有很大的把握，校园内的寝室阿姨都能在新生面前大显神威，校园外的社会人士恐怕更加难应付。现在想来，是我思想过于保守了。

在拜访校方之前，我们又去找了一下医护老师。毕竟报道上描述我们教练的时候，用的还是“jonny中学教师”的头衔，。这个送走足球队都要做足面子工程的校方，是不会不顾自己名誉的吧！医护老师说警察确实来学校问过，但校方给出的回应是“该名教师在该天上午已经被辞退”，把责任推卸得半点不剩。指望校方帮忙找人，看来是不可能了。

这个时候，山田问我要了教练误塞进来的辞退信，还把它展开了。我起初是阻止的。别人的信怎么能随便乱看？他快速地扫了一眼，做出一个让我更加吃惊的举动——他把信一撕为二！他拿着落款的半张，并让我藏好写有教练台头的另外半张。他让我跟他去一次校方办公室，并嘱咐我，一会儿不论听到什么，都不要做出惊讶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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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薮返回小城的时候，在火车站的站台捡到了这张残缺的纸……

我们球队走的那天，也没有和教练道别，真的很让人担心……

我也不知道这张纸在站台躺了多久了，希望事实千万别是我所想的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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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知道山田是如何一本正经地在校方面前说出这些的。这辞退信的下半部分，虽然没有出现教练的名字，但从字里行间很明显地能看出指的就是我们足球队的教练。底下还有各位校领导的印章，是如假包换的辞退信。

校方当时的表情几乎可以用惶恐来形容，他们问山田有没有看到那另外剩下的半张，山田表示没有看到。但由于四月份站道口跳月台自杀的事件频频发生，公安机关也时常会在铁轨上处理无人认领的尸体，试图在他们的衣物中寻找遗书来联系家属……

这个时候，我明白过来校方在惶恐些什么，他们是害怕剩下的半张写有教练名字的辞退信会被警察捡到，然后与一具尽可能相符而又无任何来历的尸体进行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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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试着掂量一下，已经不相干的老师所发生的斗殴事件，和被学校辞退而选择自杀的民事案件，哪一个对学校更有灾难性的打击？”山田在回去的路上笑着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跳慢了一拍。

他从先前医护老师的担心中获得灵感，制造假象，把校方逼上了一条不得不为此做点什么的道路。校方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女教练，然后攻破“员工被辞退以后自杀”的说辞。我问山田这是不是他的意图，他说这是一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事件的当事人，那绝对是终结谣言的最佳途径，但如今，连与教练甚为亲密的医护老师都得不到她的消息，校方多半也找寻不到。校方会采取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寻找目击证人，用“教练顺利乘火车离开小城”的证词来攻破自杀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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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被我自己忽略掉的事实，我之前一直把目光锁定在开箱的邮递员身上，认为他是唯一的证人。这下提醒了我，或许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目击者。

“别太天真了，乘火车的多是去外地的人，他们在不在小城还是个问题，我们去街上找一个星期都未必找得到。这个方面，校方比我们在行得多。这么好的资源可不能白白闲置在那里。放心吧，校方会因为这件事急上三两天的，毕竟他们总不能跑去派出所，明目张胆地问有没有捡到半张辞退信吧？”他嘴角的那个微笑，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

当初，在临去市队之前，我们球队跟校方吵架的那件事，山田用一句“我们也希望能有足够的替补，但是市队承认的只有这22人”摆平了纠纷。那句话说出口时，球员们还发出了非常不屑的声音，认为他在帮着校方说话。现在想来，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若是对手，着实可怕，实在是心疼单纯得像个小白兔一样的中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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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思考山田的为人的时候，他跟我说自己还有一个备用的方案，并表示若是我害怕的话，他自己一个人去就好。实在不想任由他乱来，我说我也一起去。

他问我借了《文秋》记者的名片。我告诉他仅此一张，不要损坏。其余发现的四张我认为是重要的物证，因为手头没有相机，我就把它们留在了现场。我跟着他去了文印室，看着他熟练地操作那台看上去就很复杂的机器，五分钟以后，造出了一张除名字以外格式一模一样的名片。

“你是经常操作文印室里的东西吗？”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嗯，也算不上经常吧，在去其他学校校队的时候稍微习得了点经验罢了。”他这么回答。

名片上的姓是用了山田的姓，他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姓，不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名则用了我的名，同一个道理。从他做名片开始，我已经预料到了他打算做什么。商量好了分工，我们在快下班的时候一同前往了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