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笑道：“呵呵，原来兰姐姐，也承认，有文化的人，也有假的隐士呀？那没文化的人中间岂不是也藏着真隐士了？”

兰笑道：“起中国的隐士，似乎陶渊明当排第一，就像元曲里的：“……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阮瑀。”

歌笑道：“就连一向看不起隐士的鲁迅先生也“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但我却不以为然。陶翁二十多岁时开始出仕，之后时仕时隐，隐隐仕仕，且做的都是些官。四十一岁按当时年龄计算已经算是老年了时还出任彭泽县的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谢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能算得上第一隐士吗？陶翁有如此美名，皆源于他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及归去来辞太有名了。”

兰笑道：“另一位有些名气的隐士是宋代的林逋。林先生倒是未曾做过官，当然他是不屑做官，一个人在杭州的孤山上种梅养鹤。揽清风赏明月，宠“梅妻”护“鹤子”，水清浅处疏影横斜，月黄昏时暗香浮动。观庭前花开花落，看外云卷云舒，活脱脱一个神仙。只可惜他隐的不是地方，隐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能隐得住吗？越隐名气越大，越隐拜访的人越多，最后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后，赠给他个谥号“和靖先生”，试想，有哪个隐士能像林先生“隐”得这样轰动？”

孟昶笑道：“隐士大都先仕而后隐，不然百姓一个，已落至尘埃，何须去隐？但凡做隐士的男缺初没有不想“仕”的，因为“仕”在当时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想当年姜老太公，七八十了还没有放弃这个追求，提溜个渔附渭水边琢磨事。还别，最终还真“钓”出了一番功名。”

兰笑道：“唐代山水诗派的大腕孟浩然，刚出道时很清高，就想一生做个“隐士”，漫游江河，放情山水。但隐着隐着隐不住了。三十六岁时到洛阳求仕，“居三年无所得”。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试，“考试落第，继续谋求仕进”。“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临洞庭是他献给张九龄的一首“入仕”的“敲门砖”。虽然诗的后几句有些露骨和肉麻，但“敲门砖”都能弄得如此气势磅礴，不让老孟当官理不容，可他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

明代的唐寅，科考遭冤，从此便与官场无缘。二十多岁就对人生有了彻悟：“……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由此他便给自己的人生定了位：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唐寅三十六岁时搬进了桃花坞，从此他在“桃花坞里桃花庵”，成了“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时的唐寅可以把花花世界看了个透，按对名利二字应该很漠然了。但不然，这时皇帝的一个叔叔还不是皇帝一个想阴谋篡权的王爷当然唐寅当时并不知道他的阴谋的一声召唤，他还是别妻弃女一路奔波投靠了王爷。本来想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王爷只是让他当“毛延寿”为送给皇帝的美女们画像。后来王爷事发，唐寅差点受到牵连，九死一生才逃回桃花坞。这时他才算彻底死了“功名”之心。他去世时的“绝笔诗”可谓大气：人生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唐寅一生虽然形式上没影隐”，但如果不是“晚节”上的那点瑕疵，倒真不失为一大隐士。

歌：“那么，究竟有没有真正的隐士呢？”

兰笑道：“当然有，在哪呢？在深山更深处，真正的隐士就是那些“隐于野”的“隐”。你看“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瘤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的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地谈今论古。”果真渔、樵二大夫不识字吗？不是，要不怎么会谈今论古。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是不屑，他们只想“雨来分畦种瓜，旱来引水浇麻”，“闲来几句渔樵话，困了一枕葫芦架”，“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这，才是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隐得很深，所以没有多少故事流传。当然，真正的隐士不多，他们都在深山更深处，他们都生长在古代。”

歌：“这有些文人也不算是隐士，有些又是隐士，一会有学问的是隐士，一会又有学问的也是被迫做了隐士，那么真的隐士又是什么东西来决定的呢？”

兰笑道：“这两样其实并不矛盾，要细细品味，不要对这件事情我们的，有文化和没有文化这件事情，抱有敌意，细细分辨，其实答案已经在你心中了，不是吗？”

孟昶笑道：“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变人品，是个普遍原理，要彻底摆脱或彻底超越，是极其困难的，所谓“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是由外界对本心的干扰程度而言的，外界对本心干扰的程度越是大，就越能守住本心，“隐士”的量级也就越高，这有它的道理。但在朝的，不受影响的，能隐的，有几个？都有谁？举出几个令我服气的例子谈一谈？屈原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主张，算朝中大隐麽？包拯一直按自己的法律原则断案，算朝中大隐麽？谁肯把他们当成“大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