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同样奔波在寻找兼职工作旅途中。带我们的中介是一位白白净净、染一头黄发的年轻小伙,他穿白色T恤,亮蓝牛仔裤,黑色帆布鞋踩着穿,他看上去比我年龄还小,他长得倒是挺清秀,有几分韩国人的模样。我们跟着他走,过了马路,自动伸缩门上的车轮滑动,门打开,跟高中时代的校门一模一样。还没进门,里面就传来了隆隆的嘈杂声。
这是一废弃工厂,用来当招聘场地简直是合适得不能再合适。里面到处挤满了要找工作的人,其中找暑假兼职的居多。
我们排着队,看着彼此的后脑勺,听着站在凳子上的人在喊话,除了我们这个队伍,还有其他数不清的队伍,分门类别,应有尽有,而模式却是一样的——凳子上几个喊话的人,底下一群嗷嗷待哺的人,望向台上的眼神像是狼群望着唾手可得的食物。
轮番把各个工作听了个遍,都是些机械式、封闭式的工作。来到这里的人都显得有点丧,无形中仿佛听到他们在说:既然来到这里,那你还瞅个啥,你啥都不是,你只管付出你的劳动力吧,你就这个东西值钱。
“我们没有本领,我们就是廉价。”不知从哪飘来的一句话。。
没有一个能令我们满意的工作,嗳,我们是大学生耶!腹里装着诗书千万斤,怎么可能就甘心单单付出劳动力,来回做着机械式、单调且无意义的工作,像个没有生命力的机器人一样,而于脑袋里的知识全不顾。不,我们不能接受。
其实归根结底到底是钱给得太少,活干得太多,对于我们这些自认为见过一些世面、读过几本书且善于精打细算的大学生来说,这样的工作是万不可能做的。除了这个,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暂时不需要那笔钱,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它呢?在你饿了三天两夜的时候,在你亲生孩子张大嘴巴等着奶粉吃的时候,在你亲人躺在病床上麻木地盯着窗外树梢上百灵鸟眼神呆滞的时候,在你为了房租而发愁的时候,在你连一件为自己心仪女孩买生日礼物的钱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很沮丧,只是略微不甘心,我们只好安慰自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准备走出大门,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遇见刚开始带我们进来的小青年中介先生,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询问还有没有别的工作:“我们是大学生懂得东西很多,可以干的工作也很多,而且干得很好。”
“你们那一套,”他说,“在这里不灵。”
他从口袋拿出一包芙蓉王牌香烟,连同火机扔给我们:随便抽。
他叼着根烟,烟气熏到眼睛,半闭不闭的。我们还没开口,他就主动介绍起工作来:“一天工作九小时,管饭管住,勤劳点认真干的话加上加班,一个月四五千没问题,地点在xxx,能接受只干一个月……。”他说得全面极了。那时便想不起来还要问什么,紧接着他又说:“快点考虑清楚,不去的话我好把名额让出来,还有很多人等着去。”
“去就赶紧上车,”他指着前面一辆黄皮小巴车,“对了,你们要交三十块,是路费,想必刚才你们也听说了站在凳子上的说过同样的话,一会有人上去收,你们交给他就是了。”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显得那么直接和轻松,他那张清秀的脸蛋给所有的话都加上了诚实这个必选项,而且他表现出来丝毫不怕我们拒绝。临走之前,我记得我当时还想问什么来着,这事好像还挺重要,至少对于我来说。可是我死活想不起来,心不在焉的我就这样随着人流登上了车。直到到了工作地点,我才明白过来我一直想问却又想不起来的到底是什么。
这小黄车外表很华丽,内部却很破烂,另外减震功能近乎丧失。一路上颠颠簸簸,从离开广州市后就没有安稳过,更要命的是坐得硬邦邦的塑料椅。臀部是全身脂肪最多的部位,此刻也仿佛失去了弹性,盆骨刺破皮肤与硬椅硬碰硬,咯得我疼,时不时要起身站一会。这时我还未意识到能坐着也是幸福,有时甚至成为人生中一件奢侈的事情。
车开了很久很久,我不知要开之久,如果知道我是绝对不会上车。
两小时三十五分钟,我们到了。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一直盯着手表看,从未把视线离开,却在无形中将时间拉得无比漫长,将时间切割成以秒为计量单位。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树木一点一点倒退。
车子在一所当地小学停住,掀起一阵尘土。这是一所相对拥挤,还未砌起水泥地的小学,几个运动器材已生了锈。一位当地人过来做交接工作,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
“我不知道中介怎么和你们说的,”排好队时他说,“在我这里,工作一小时十块钱,加班费是九块一小时……”
我在心里默算:一个月四五千,就按最低四千算,一天最起码工作13个小时,而且是一天不歇,才可能赚到。原来那清秀小伙中介口中的勤劳是这样的。
当地人继续说:“你们每个人都是有人身自由的,我不会强留你们,有不愿意做的举个手,我登记一下就可以立马走人。从哪里回哪里去。”
我们三人,没有经过任何交流,却像事先商量好似的立马把手举起来,不带任何犹豫。大学生就这点像,可以轻易拒绝任何事,事后再找可以令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他们比任何人都擅长做这类事,也许是读过几本书、懂一些理论的缘故。
举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瞬间四十人被分成两个队伍,决定留下那一批被带去离我们几米的宿舍,说是宿舍实则就是教室改造而成。没过多久,只见那宿舍涌出许多人,他们边走边嘀咕:“这哪是人住的宿舍,十人一间,当我们是猪吗?”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一直想问却又想不起来要问的就是:宿舍几人一间?
那宿舍,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可是从他们的描述中,已经足以令我退避三尺,对于我这种住惯大房子的人来说,这样的宿舍连空气都分不过来吧!
既要钱多又要住得好。我的天真开始凸现。
司机看到我们这么多人要返程都吓到了,着急忙慌地给中介打一个电话,不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什么。
我们登上车,按照原来的路线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我们又回到广州市,路过了那个废弃工厂,我看过去,仿佛那些人还站在那里,他们抓耳挠腮、交头接耳、满头大汗、站立不安、左顾右盼,等候着一份“救命”的工作。
到了地方,司机却不允许我们下车,把车紧闭。他扣留着我们所有人的身份证,我们想跳窗而出都不行。他说要把我送到中介手上。多么可笑啊!我们瞬间成犯人,不交代清楚罪状是走不了的。任凭我们怎样地胡闹,怎么地大喊大叫,车门还是紧闭,还有人声称要报警,最后他们也这样做了。十多分钟过去了,我们的身份证移接到了中介的手上,于是我们人也被中介“牵”着走。
三个年轻的中介坐在街边的公共板凳上,活像三个正义凛然审判犯人的法官,他们手上的那一摞身份证就是他们震慑心魂的法槌。他们开始询问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干了,大家的理由五花门,其实总结就是一句话:
“这个苦我们不打算吃。”
中介们软硬皆施。他们说要给我们安排住宿,第二天再帮我们找工作,天上的馅饼掉得令人始料不及,以至于人心惶惶,再加上我们刚刚从山区的“魔爪”里脱离出来,此刻正被一层浓浓的谎言烟雾所笼罩。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拿上身份证立马走人,远离这几个该死的法官。令我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一个女生想要留下来,她是疯了吗?
我往后面看去,她背着缝缝补补的书包,头发有点点凌乱,白得有点发黄皱巴巴的短袖,领口那还留有几滴有些年头污渍;她的五官长得很标致,稍微打理一下就会很好看,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皮肤不白且缺少光泽,脸上还长了颗痦子。大家都回头看向他,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一只手的大拇指在挠着另一只手的手掌心。
她看到所有人都要走,她那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也被吹散了。最后她也离开了。我顿时悲观起来:“她应该很难吧!生活得很难吧!”
“要走可以,”正当中那位纹着花臂的中介抛出一句话:“每人交五十块,这是返程路费。”
“为什么是五十而不是三十,”我纳闷,“难道说一样的路线返程消耗的油量更多吗?,没理由啊,回来的人数还变少了呢!”很显然没有人愿意掏这五十块。
突然,一个气急败坏的满脸红得像猴屁股的人说:“不是说全程只需要三十块吗?这是你们说的,怎么现在又多五十,诈骗吗?马后炮吗?我不交,我不会交。”不知为什么,他说完脸色立刻从红到煞白。
比起他,中介就显得稳重许多,他不慌不忙继续说道:“不交钱,身份证就别拿了。”随后往那刚才说话的同志瞪了一眼,那人脸色就变得更加苍白。
报警!报警!底下起哄一片像是在帮助被欺负的同志。
中介们波澜不惊、毫不畏惧带着嘲笑看着其中一人在拿着电话报警。过了十分钟,警官来了。中介们还是很硬气,他们觉得自己是有理的一方。我在一旁侧听,不知那中介说一句什么话,只见两位警官中稍年长的那一位突然脸上的青筋微现,声音极大地呵斥起来:“你们没有权力扣留别人的身份证,这个权力只有警官有。”
我们在一旁觉得大快人心:“不自量力,一个中介也想跟警官斗。”
警官不想多加耽搁,让我们自行商讨,两分钟后如果讨论不出个什么结果,就统统跟我去警官局做笔录。场面一度僵持不下,最后还是我提出个中肯的建议:每人交三十,跟去时一样。当然,这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向欺骗行为低头,可是我们实在耗不起,我们的晚饭和住宿还没有着落。我们只好掏钱买时间。有时,钱与时间就这样一个关系,不是拿时间赚钱,就是花钱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