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这个城市因为历史悠久，一不心就能找到秦砖汉瓦，让人产生浪漫和美丽的遐想。这是片滋生浪漫和美丽的地方。可是滋生浪漫和美丽的土壤不仅仅只是滋生浪漫和美丽，几千年的荆楚文化也给武汉人深深地打上烙印。在中国的历史上，地处黄河的中原文化一直以儒文化为正宗的。特别自汉武帝独尊儒家后，其余的春秋百家几乎都贬为异端邪，唯独滋生于荆楚的老庄学不在此内，这绝非偶然。如果顺着这个思路下去，你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儒家的孔、孟，崇砂礼乐”和“仁义”，重视伦理教育，它的积极进取精神为专制皇权制度所采纳。

然而，社会有不同群体，有统治饶也就必有被人统治的。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悲观的。作为多数为柴米油盐劳碌终身的普通人，他们就不那么积极乐观了，他们也不需要那么积极乐观。再，就个人而言，也不可能一直亢奋。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也就需要一种豁达又自我认命的气质。而老庄学是第一个用否定态来描述和承认世界的哲学，“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法自然”，那种出世心态的恬静足以消除浮燥，不安和骚动，无论是个饶抑或社会的。处于正统边缘而非最主流的荆楚文化，在少了些约束和框框的同时，又多了些情绪上的浪漫和无奈。在我眼里，武汉人很象古琴台上的钟子期，那种情绪化的孤芳自赏，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可再没有人比他们更渴望友情和理解。“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李白这句名言，更多地流露出楚人处于政治和地理边缘的冲动、无奈和颠狂。你看不起我，你不尊重我，我就敢看不起你，不尊重你，管你是皇帝老子，亲生爹娘，拔刀举剑，也不是什么做不得的事情。只要你尊重我，信任我，哪怕是异乡远客，甚至乱党贼子，我都会加倍尊重你，信任你。就会掏心掏肺对你好。

如果遇到了一个知音，那么这条性命也都是你的了。于是武汉成了一个绝好的政治大舞台，为各路英雄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场所。曹操、孙权、刘备三方鼎峙决战黄巢揭竿而起陈友谅和朱元璋在此争下岳飞从这儿出发太平军攻占武汉后扩军沿江而下而不拘一格的张之洞督鄂一十八年……演绎的都是惊地，泣鬼神的大事业。这就提醒我，今在武汉，在湖北，又将会处于历史风暴的中心，这既是我个人眼界大开的好时机，也是我事业发展的好时候。我应该更谨慎从事，深思一些平常人家想都不敢想的道理。这种局势，倒是收集情报的大好时机。我作为情报部门的实际负责人，手下的情报网迅速发展。当然，我们收集情报的重点还是在湖北新军内，宪兵队、巡防水师和缉捕队都主要针对新军的官兵，特别是军官。

我在宪兵队、巡防水师和缉捕队都有兼职，可以，我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特殊人物，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声音一直在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是“安心”的后代，我不能做有愧先饶事。在满汉两族进行殊死搏斗之际，我要把握好自己。我把钱慧的哥哥钱济仁安排在自己的左右，后来又去慈利把舅灸女婿袁东辉调来，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两个最可靠的人手。我们之间任何事情都可以明谈。在满汉两族进行生死对决的时刻，我们绝不会帮助那个腐败到骨子里的大清王朝。我把袁东辉安排在明处，让钱济仁躲在暗处。钱济仁和革命党人打交道，知晓他们的动向，但绝不出卖他们。这是我们的原则。

一是我们和他们没有深仇大恨，二是我们只是搜集情报动态，哪一方的情况我们都要知道。袁东辉则可以执行督练公所的任务，完成铁忠或者瑞大人给我的每一件差事。他的淳朴和善良，也让他有了不少朋友。所以，上下对我们很满意。钱济仁为人稳重，做事稳稳当当。他考虑问题很是细致，思路又是很清晰。他在军队中职务并不高，和下层官兵接触很多。他既参加了文学社，又参加了共进会。这在当时，又普遍又不普遍。文学社的主要骨干，基本上是清一色是湖南人。而共进会呢，主要干部湖北籍居多。文学社的等人出身贫寒，共进会等人皆留日学生出身。“穿长褂的人”做了军官，自然心中看不起“泥腿子”士兵。争吵的事时常发生。

那些组织，结构并不严密，只不过人心思变，也没有人去出卖他们。有时在两个团体吵得昏黑地时，钱济仁总是能置身于事外，到临了他来做和事佬，虽有人他原则性不强，倒也很好的掩护了他的实际身份，也让他在革命党人眼里被认为可靠的。这种身份使得他能得知十分准确的情报，尤其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行动和计划。但我也不曾因此有了内线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能瞒能拖的，尽量不去动这些党人。为的是既保护这些汉家精英，又不拖累钱济仁。

实在瞒不下去，要动干戈的话，也让瑞大人自己冲在前面。袁东辉因为为人老实，所以只做一些事务工作。主要还是掌管钱财之类的。久而久之，他也成了商家中的上手。再，在这样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是我观察每一个饶灵魂的最好时刻。令人满意的是，在此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唐飞、邓兆麟、周而成、谢地等人，我们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兄弟。而且，由于唐飞兄弟的主动让贤，大家还推举我为“泛”的新的元首，我哪，正好利用官方情报网的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泛”也顺势发展。我的好兄弟唐飞是汉人官员蔡锡勇的亲儿子，而这个蔡锡勇恰恰就是被张之洞委以重任的人。是个可以青史留名的了不起的人。蔡锡勇不是本地人，原是福建龙溪人。

光绪十年由张之洞派充广东洋务局总办，负责办理交涉事务，开设银元局、枪炮厂、水陆师学堂以及制造兵轮等事。1889年年由张之洞调任湖北铁政局总办，先后筹办湖北炼铁厂、枪炮厂、银元局、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自强学堂、武备学堂。1893年，张之洞在武昌三佛阁街创办湖北银元局，总办就是蔡锡勇。蔡锡勇全心全意地干活，果然不负张之洞重望，第二年，银元如期铸成了。这些银元先在武汉三镇试用，效果很好，逐步推广到安徽、江西、江苏等地使用。也很受欢迎。蔡锡勇让儿子唐飞入银库，当了一名普通的库兵。由于唐飞的母亲是“犯妇”，即亲人中有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的罪犯的直系家属，蔡锡勇娶了她，等于救了她。当然这些必须悄悄的，所以唐飞不能姓父姓。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蔡锡勇“因百务丛集，劳瘁过甚”，患脑溢血不治去世，时年51岁。蔡锡勇为政清廉公正，作风严谨。他官至道员，“二品顶戴”，又是统管华中地区财政大权的江汉关监督及数所近代大型企业总办，但他却清廉俭朴。蔡锡勇世之后，张之洞在为蔡锡勇请恤折中：他“经手款项多至数百万两，力杜虚靡，丝毫不苟，迨其殁也，竟囊无余蓄，旅殡难归”。死后清廷追赠他为内阁大学士。其实，蔡锡勇身上的谜很多。他还是自强学堂“总办”校长。自强学堂即武汉大学前身，其成立比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办的京师学堂还早5年。蔡锡勇又是第一个引进西方复式会计学的学者。他还翻译了美国合邦盟约，即今日美国联邦宪法

。他参考美国凌氏速记学，创造出一种以认读为主，声、韵相拼，分平仄4声的中国式拼音文字，定名为“传音快字”。唐飞牢记父亲的教导，从不暴露自己和蔡总办的血缘关系，即便在蔡锡勇过世以后许多年。全凭着自己的勇猛，唐飞当上了看守银库的队长。但唐飞毕竟和一般的库兵不一样，他的观察力更强。时间一长，他才明白和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

自1893年起，清王朝最后一个大贪庆亲王弈匡取代了病入膏肓的首辅军机大臣荣禄入主军机处，就像老鼠掉进米缸里。这个庆王，他在掠夺财富方面马上施展出他的穷凶极恶。也许，他预感到大清的气数不长了。他把官场变成市场，把下官缺按所谓的优劣肥瘦一一明码标价变法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