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走了,带走了秦国大军,也带走了秦、晋昔日建立的友谊;留下来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
秦军不辞而别,晋军势单力孤,面临两难的抉择。
狐偃很生气,太没有道德了!不愿当盟友,那就是仇敌,他请求追击秦军,定能大获全胜。晋文公也很郁闷,这是谁在背后嚼舌,竟然让秦军撤退了?郑国有人才啊!十九年的流亡生涯,让他变得更加冷静,更加睿智,权衡利弊,还是拒绝了狐偃的请求。
无论如何,秦君是自己的恩人,即使有了冲突,恩,不能忘!
他说:“不可。没有秦君的帮助,我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依靠别人的力量,反而损害他,这是不仁;失掉同盟的国家,这是不智;以动乱代替昔日的友好,这是无勇。我们也准备撤兵吧!”
做人,一定不能忘本。虽然秦穆公不太讲究,但是,双方并没有撕破面皮,更不能忘记他昔日的大恩。在做人的原则上,重耳还是有自己的主见,没有听从狐偃。
不过,他的儿子可就不管那些了,三年以后,晋文公去世,秦晋还是爆发了著名的‘崤之战’。
这次包围郑国,还牵扯到两个人,一位是郑文公的庶子公子兰,他对郑国影响极大;另一位,是郑国著名的贤臣叔詹。
先说这位叔詹,前面已经零星介绍过,贤臣,他与堵叔、师叔合称‘郑国三良’。
各位还记得叔詹那句差点改变历史的话吗?
当初晋文公无比落魄,路过郑国的时候,叔詹曾劝说郑文公,善待重耳,必有福报,结果郑文公不屑一顾;无奈之下,叔詹又请求杀掉重耳,以绝后患。
从善待到杀掉,叔詹的观念,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一句话,差点让重耳饮恨郑国,幸亏郑文公没有听从。但是,这种宁可错杀,绝不遗患的观念,传的尽人皆知,甚至被写入史册。
晋文公当然也听说过这句话,内心对叔詹难免有恨意。
秦军已经撤退,形势一片大好,郑文公高兴之余,依然不愿意与晋国直接开战。论实力,晋国绝对优势,关键是,作为盟主,令旗一挥,可以召集数个小弟。所以,郑文公派出代表,诚心诚意到晋营求和。
对于郑国的求和之举,晋文公不得不慎重考虑。形式已经发生变化,真要开战,难保必胜,但军队既然来了,不能无功而返,于是提出了两个条件。
围绕叔詹的历史记载,在此出现了分叉,关于他的的结局,也成了个历史谜案。
一种说法来自太史公的《史记》:
秦国大军走了,晋军并没有立刻撤退,晋文公非要给郑国点儿教训,出了这口恶气。
如果持续打下去,耗时耗材耗人,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因为郑国处于四战之地,打仗已是家常便饭,而且地势易守难攻,要想一口气灭掉郑国,难。
郑国也不想与晋国为敌,于是派人求和。
秦军的离去,对晋军影响很大,经过商议之后,晋文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关于公子兰的,要郑国立他为太子;一个就是要得到贤臣叔詹,准备杀死,以惩罚他当初的多嘴。
立公子兰为太子,好说;关键叔詹是郑国的贤臣,郑文公的股肱,忠心耿耿,岂能轻易送往虎口?当年因为自己的失误,叔詹说了不该说的话,如果送给晋国,几乎必死无疑。
而且叔詹足智多谋。公元前666年,在对抗楚国的过程中,他还曾献上‘空城计’,为保全郑国立下汗马功劳。
所以,郑文公内心不肯交出叔詹。
作为国君,郑文公这点还是值得肯定。对于自己的臣子,无论国家多么危险,必须尽力保护,否则的话,群臣寒心,百姓失望,谁还肯为郑国付出?
其实,各种场合都一样。黑道上,作为老大,必须保护小弟,否则必将从内部分崩离析;白道上,作为领导,如果连内部人都打压,那是比黑道还丢人的耻辱。
叔詹听说后,就对郑文公说:“当年我劝您杀死重耳,您没有听从,终于成为今天的祸患。晋国包围郑国,就是因为我,我死了,能保全郑国,这是我的心愿。”
说完,他就自杀了。
郑文公哭诉一番,把叔詹的尸体送给晋国。晋文公没有立刻撤兵,却说:“一定要见一下郑君,羞辱他之后再离去。”
郑国害怕,派烛之武说退秦军,然后晋文公才撤兵。
如果真是这样,继介子推之后,晋文公就再次成为杀害贤臣的凶手;而且,身为‘武林盟主’,没有宽广的胸怀,为了一点儿怨气,俨然成了报复心极强的小人。
《史记》是一本重要的历史著作,深得后人赞许,鲁迅称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且司马迁是位优秀的、有良心的史学家,写《史记》比较认真负责。
这就麻烦了,他对叔詹的自杀记录取材哪里?听说还是史料?无法考证,他自己也没有说明出处。
另一种说法出自《国语》,记录的很详细,但时间有点误差。《国语》记载:晋文公在伐曹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32年,攻打郑国,摧毁城墙。
这两个时间,差了将近两年。
《左传》虽然没有记录索要叔詹,但明确记载,公元前630年,晋文公与秦国联合伐郑。
说实在的,郑文公确实反复无常。齐桓公的时候,就因此被多次讨伐;齐桓公去世,郑文公立刻投靠楚国;现在晋文公称霸,他依然脚踏两只船晃来晃去,岂能纵容?
《国语》记载,面对晋国大军,郑国用名贵的宝物,再三求情。晋文公对那些宝物视而不见,提出的必要条件:交出叔詹。
叔詹贤名播于诸侯,是郑文公的智囊,岂能迫于压力而出卖?所以,郑文公拒绝交出叔詹。叔詹听说后,主动请求前往,郑文公还是坚决不答应。他再三请求,对郑文公说:“用我一个人,可以救百姓、安国家,何必对我如此爱惜呢?”
于是,郑文公把叔詹送入晋军。
当年你一句话,差点儿害死我啊!晋文公也不客气,命人准备了一个大鼎,周围摆上碳火,烧开满满一鼎热水,热气腾腾,要烹了叔詹。
敢身犯险境,面见晋文公,叔詹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死,无所谓,但要死得明白,死得有价值,虽不能‘重于泰山’,也不能‘轻于鸿毛’,不能就这样白白送命。
面对这架势,叔詹不慌不忙,请求把话说完再死,晋文公同意了。
叔詹说:“上天把灾祸降临给郑国,如同当初曹共公偷看胼肋一样,抛弃礼仪,违背亲情。我知道公子贤明,劝告国君善待公子,否则必有大祸,如今果然大祸临头。料事能中,这是聪明;不惧个人生死,挽救国家于危难,这是忠贞。”
说完,他就快步奔向大鼎。
晋国君臣都眼睁睁看着,以为他会勇敢跳进热鼎自我了断。但是,叔詹突然止步,抓住鼎耳大声呼号:“从今以后,忠心耿耿侍奉君主的人,都会得到和我一样的下场了。”
叔詹是郑国‘三良’之一,口才当然不一般。他隐去了自己提出的杀死重耳的建议,而是一通大义凛然的辩解,直击晋文公的内心。所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含义就在其中。
晋文公也明白叔詹是个忠臣,名声在外,如果真的就这样烹了,那就是杀害忠良,他可不想再摊上这个坏名声。而且叔詹的话大义凛然,自己手下那么多大臣,心里该怎么想?好像晋国没有忠臣似的。
于是,晋文公对叔詹厚礼相待,送他归国。
《国语》和《吕氏春秋》都这么记载,而且很详细。
这两本书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且成书时间远远早于《史记》;特别是《国语》,一般认为成书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比《史记》更接近那段历史。
本着‘好人一生平安’的原则,我个人认为,叔詹没有自杀;晋文公是一代明君,手下人才济济,不可能冒着‘杀害贤臣’的恶名,以报私怨。
结局呢,很可能是这样的:由于叔詹年纪较大,回到郑国后,从此退居二线,历史中也就没了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