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收服郑国后，原本饮马黄河，稍作休整，顺便查看晋军动向。

当听说晋军渡过黄河的时候，楚庄王毫不犹豫，准备撤退。毕竟，楚军已经征战数月，的确师老兵疲；再者，晋军也不好对付，几次正面交锋，楚军没占到任何便宜。

以楚国疲惫之师，迎战晋国精锐，这笔交易可不划算。

其实，当时楚军高层，也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方主战，一方主撤。

主战的以伍参为代表，他曾经冒死讽谏楚庄王，得到了‘一鸣惊人’的答复。之后，楚庄王开始奋起，伍参颇受宠信。

主撤的一方来头也不小，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春秋第一循吏’：令尹孙叔敖。

他是反对战争的，诚挚地对楚庄王说：“去年伐陈，今年攻郑，战火连年不断；战争打起来难以预料，如果这次失败，一切将前功尽弃，即使吃了伍参的肉，也于事无补。”

确实，攻郑伐陈可以，那都是小国，如果这次与晋国作战告负，十多年来建立的基业，将付之东流。

伍参也不甘示弱，直接反驳道：“如果作战胜利，那就说明你孙叔敖没有谋略；如果失败，我的肉在晋军那里，怎么还轮得上你呢？”

两位大臣，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但伍参反驳的理由，难以令人信服，毕竟胜负难料。孙叔敖是令尹，深得楚庄王器重，分析的也确实有道理。楚军连续作战数月，处境不利，权衡利弊，楚庄王决定：撤。

于是孙叔敖下令：倒转旌旗，车辕向南，准备回军。

如果楚军撤退，灭陈克郑，只能算是局部胜利。楚庄王空有称霸之心，没有称霸之实，顶天算是与晋国平分秋色。

虽然国君发布了撤退命令，伍参不甘心，夜晚，找机会悄悄进见楚庄王，给他分析当前的形势：“晋国参政的多是新人，主帅荀林父优柔寡断，不能行使命令；副帅先縠刚愎不仁，不能执行命令。三个统帅，想专权行事，却难以办到；军队想听从命令，却没有统一的上级，这次一定失败。而且大王您是一国之君，现在撤退，就是以君避臣，传出去多丢人啊！”

成语‘刚愎不仁’、‘刚愎自用’，描绘的就是先縠。

伍参说了那么多，虽然分析的头头是道，并非关键点。最后一句，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堂堂楚国国君，率领大军，却不敢与晋国臣子一战，丢人，太丢人！如果就这样撤退，好像楚庄王连晋国的臣子都害怕，不知会被那群太史埋汰成啥样。

这种耻辱，楚庄王岂能接受？听了伍参的话，他很不高兴，脸色立刻拉的老长。于是命令孙叔敖，调转战车，准备战斗，宁可冒着失败的风险，也绝不避战。

从举棋不定，到决一死战，众将士虽然疲惫，至少，楚军上下，作战思想已经统一。复仇！复仇！楚军士气高昂，要为三十五年前战死的将士们复仇！大家同仇敌忾，要洗刷‘城濮之战’的耻辱。

晋军各抒己见政令不一的时候，楚国已经万众一心。这就像女排奥运竞技场一样，输一分，也要抱成一团，互相鼓励；赢一分，即使落后，也要击掌庆贺，不输士气。

很快，楚国派少宰（官职）来到晋军，说道：“我们国君年青的时候，遭遇忧患，不善辞令。听说两位先君来往于此，只是为了安定郑国，岂敢得罪晋国？你们不要停留太久了。”

这话，软中带硬。当初楚成王、楚穆王，曾多次讨伐郑国，哪里是为了安定郑国？

晋国人才济济，士会出面答复：“昔日周平王曾经命令我们的晋文侯（帮助周平王东迁），与郑国共同辅佐王室；现在郑国不服从天子的命令，我们国君命令我们来问罪，岂敢劳动楚国的官吏来迎送？恭敬地拜谢君王的命令。”

士会这番话，以王命为借口，避重就轻，暗示不愿意与楚国交战。

古人的外交辞令，含蓄、稳重、礼貌、不露锋芒、软中带硬，真是现在外交家学习的榜样。不过，现在搞外交的，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背后早已决定，说错一句，今后就别想再露面了。

士会的回答，让先毂很不爽，觉得是奉承楚国，没一点霸主的尊严。

楚国使者走后，他派赵括追上去，傲慢地说：“刚才那个临时代表说的不对，我们国君命令我们，‘不要躲避敌人’，要把楚军从郑国赶出去。臣子们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命令，准备开战。”

内部的矛盾，完全暴露出来。

为了表明诚意，楚庄王不厌其烦，再次派来和平使者。荀林父与众将商议后，决定和为贵，并且约定了结盟日期。

一切都在往和平方向发展，就差签字盖章了。

但是，楚庄王真的想和为贵吗？正如狐偃所说：战争，理直则气壮。楚庄王就是要告诉两军将士，我们要和平，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是否开战，取决于你们晋国。

正当双方都以为将要和平的时候，楚军阵营却突然冒出一辆单车，直奔楚军阵营挑战。

车上三个人，许伯替乐伯驾驭战车，乐伯为车左，摄叔为车右。

这三位，纯粹的战将，平日默默无闻，这次作为先锋挑战晋军，豪气冲天。许伯说：“我听说单车挑战，驾车人要把车子驾驭的风驰电掣，旌旗斜倒，冲进敌营，还能安全返回。”

乐伯更加嚣张，大声道：“我听说单车挑战，车左用利箭射敌，还能代替御手驾驭战车；驾车人下车整齐马匹，理好马脖子上的皮带，然后一起回来。”

眼看那两位勇气可嘉，摄叔不甘落后，发话了：“我听说单车挑战，车右冲入敌营，杀死敌人、割取左耳、抓住俘虏，然后回来。”

真是三个狂生，而且狂妄至极，一个比一个牛，视战斗如儿戏。随随便便就要冲入敌营，杀人抓俘，还要全身而退，真是视敌人如土鸡瓦犬，插标卖首。

敢狂，要有实力。他们就像当年的楚庄王一样，要一鸣惊人。

一辆战车，一杆大旗，一股烟尘，径直冲入晋军大营。远处箭射，近处刀砍，乐伯还腾出空闲，下车整理马匹；摄叔则杀死敌人，割下左耳，还抓了俘虏；许伯驾驭战车，风驰电掣，然后全身而退，只留下身后一阵烟尘。

嚣张！太嚣张了！一辆单车三个人，就敢冲入数万晋军大营，还有闲暇整理马匹。冷兵器时代的英雄形象，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是挑衅，是蔑视，是侮辱。

说实在的，楚庄王根本就不想和谈，作为一国之君，岂能与它国臣子盟约？派出和平使者，不过是个幌子，向诸侯表明，楚国要和平，晋国要战争；派出挑战者，就是要故意激怒晋军，挑起他们内部的矛盾。

战争，就是这样，明面上和谈，争取舆论支持，博得好名声；背后该打则打，该偷袭则偷袭，一点不耽误。

三个人的狂妄之举，彻底激怒了晋军，如果让他们活着离开，传出去那是奇耻大辱。晋国派出大队人马追赶，左右包抄，眼看三人即将陷入包围。

乐伯不慌不忙，弯弓搭箭，左边射马，右边射人，真是箭无虚发，晋军左右翼都不敢前进。

虽然他射术很高超，但是，他还不是春秋第一射手。第一射手也是楚国人，名字叫养由基，号称‘养一箭’，射敌不用第二箭，他此时已经担任右军统帅的车右。

许伯、乐伯、摄叔已经达到目的，急匆匆撤退。虽然乐伯箭无虚发，但是，追兵太多，最后只剩下一支箭了。这支箭，不是特意留给自己的，战场自杀，那太丢人。不过这支箭，只能射一个敌人，他还没有一箭射一群的本事。

如果射出去，那就等着当俘虏吧，比战死还丢人。

眼看形势危急，突然，附近蹿出一群麋鹿。麋鹿，也称‘四不象’，《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坐骑；然而，这种国产动物，清末几乎被猎绝；后来‘八国联军’入北京，把皇家园林中的麋鹿全部抢走；近代，才从英国引渡回来。

古代的生态环境太好了，大大小小的野生动物到处都是，麋鹿更是漫山遍野。如今即使制定各种法律，不断打击教育，竭尽全力去保护，也阻止不了各种动物的灭绝。

乐伯用最后一支箭，瞄准了一只麋鹿，一箭射倒。然后，摄叔捧着麋鹿，送给晋军一个叫鲍癸的头领。就像给朋友送礼物一样，客气地说：“由于今年还不到季节，该赠送的猎物没有来，只能以此作为送给你们的伙食了。”

古人注重礼节，见面礼不是钱财宝贝，而是飞禽走兽，最常见的就是大雁、羔羊等。

鲍癸完全可以不吃这一套，完全可以下令继续进攻，因为这是战场，前方站着的是敌人。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如果真那样，那么这三个人很可能回不去了。战场上，只不过活捉或者杀死几个挑衅的敌人，很寻常的小事而已，史学家不会为此浪费笔墨，而历史也不会留下鲍癸的一点痕迹。

但是，历史能流传下来的小人物，往往都做了出人意料的决断。

晋军要继续追击，鲍癸阻止了手下人，他只说了一句话：“他们的车左善于射箭，车右善于辞令，都是君子啊！”

人家如此礼貌，我们不能野蛮，也讲究点君子风度。就凭这一句，《左传》留下了鲍癸的名字，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也足以慰藉平生。

楚国的三位勇士，就这样全身而退。

战争，不是只有胜败、生死、血泪，更需要的，是道义。有时候，不需要挥舞着大刀，在血腥的战场上，野蛮地厮杀。讲究点礼节，讲究点人性，也许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两次派出和平使者，却又派人单车挑战，故意激怒晋军，跟‘城濮之战’先轸戏耍成得臣如出一辙。

和平，有时候被当成一个幌子，往往成为野心家发动战争最好的利用工具。

这次挑战，彻底打乱了晋军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