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村。

地处山区丘陵地带，山峦星罗棋布，气候温和宜人。

为何叫古田村已不可考，我们就姑且理解成为是“古老田园村庄”的意思吧。

整个村庄呈椭圆状分布，人口稠密，耕地紧凑。

现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古田村被称作“古田大队”，下辖十余个生产队。

在古田大队的西南部边缘，“溪水河”穿过众多山岭，自北向南逶迤而来，然后在经过“操场山”后折而向东，在操场山南麓围拱出一个龟背形状的“土坝”——李袁坝。

李袁坝面积不大，也就大几百亩的样子，但地势平坦，只在坝原的中部位置稍稍隆出一块地形，为土坝“龟背”所在。

李袁坝属于古田大队第一生产队，坝上总共居住着六七十户人家，人口三百余人。

顾名思义，李袁坝李姓和袁姓人口占大多数，其他姓氏人口占少数。

根据族谱记载，坝上几乎所有人家的祖辈，都是在明、清两代的时候，为了躲避外界的战乱，从遥远的地方迁徙而来。

从古至今，坝上人依山而居，临水而渔，平常在坝原和山坡上种植些农作物，日子倒也过得去，算是居有定所。

农作物比较普遍的有水稻、玉米、小麦、高粱、红薯、南瓜以及各种豆类，根据各家喜好还可以种植花生、芝麻、萝卜、土豆等各类果蔬，后来还种上了棉花。

只是这些年来，坝上人的生活竟然是每况愈下了，这是后话。

袁林海家就在操场山南麓的山脚下。

操场山是一座奇特的山，呈东西走向，向西止于溪水河，向东与另外一座山“尖山岭”相连。

从上往下俯视操场山，离溪水河面大约两三百米高的山顶，仿佛是被一把巨大的“天刀”横向削过了似的，生生在山顶“修整”出一个长近两千米、宽三五百米不等的水平断面。

断面处以岩石成分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表层岩石有不同程度的风化，一遇大风天气，山顶便烟尘四起，人在上面连眼睛都睁不开。

按照坝上古老的说法，操场山不属于人间。

它原本是阎王身上一枚还没有篆刻的印章，后来被阎王施展法术，成为了如今的操场山，而操场山顶就是阎王用来操练阴兵的地方。

传说归传说，如今的操场山山顶，是孩子们嬉戏的天然乐园，南北两面山坡也被勤劳的坝上人种上了庄稼。

操场山北侧，还有两座山属于坝上人家。

一座是“红山顶”。

红山顶比操场山稍高，山体呈圆锥形，土壤为红色，适于耕种。

其得名缘于在山体的最顶端，有一块突兀裸露出来的“红色岩石”，远远的望去，那“一点红”格外醒目。

另一座是“包耳朵山”。

整座山体山中有山、连绵起伏，俯视其轮廓像人的一只耳朵。

包耳朵山土壤肥沃、可种植面积广，因此这座山也被坝上人形象的称作“坝上粮仓”——坝上人大部分的小麦、玉米、红薯和高粱等都产自此山。

但包耳朵山距离坝原较远，坝上人劳作不易。

至于周围其他群山，则不属于李袁坝的耕作范围了。

虽然地处山区，道路也尽是山间羊肠小道，但李袁坝并不闭塞，来往进出通道众多。

其中水上通道三个。

一个是位于操场山西侧山脚下的跨河石拱桥——阳新桥。

该桥修建于明末清初，桥体三拱，桥面宽四余米、长五十余米，气势非凡，坚固异常。

过桥后，往西北方向可以到达乡（人民公社）政府。

另一个是位于“溪水河”下游、龟背东南侧的“矮子桥”。

矮子桥以石墩承重，桥面平铺一米多宽的石板。

从这里，通往河对岸的小型集市比较方便，但矮子桥较为矮小，河面一旦涨水就容易被淹没。

在两桥之间大概居中位置为“宴神桥”。

实际上算不上“桥”，只是此处河床较高，河中又堆积有不少乱石，冬天枯水季节脚踩乱石即可过河，也就勉强称之为“桥”了。

同时在此处河岸上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这也是“宴神桥”的由来。

陆上通道就更多了。

溪水河向上下游延伸，河岸两旁的道路就是天然通道，这自不必说。

翻过操场山往北，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坡下坎，一路勾连着山区里的各村各庄。

沿操场山南麓往东，翻过尖山岭后，狭小的道路更是四通八达，向东北方向则可延伸至县城和省城。

众多的进出通道，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坝上人开放进取的心态，使世代居住于此的坝上人不至于避世独居，同时也孕育了坝上人亲切包容、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可贵秉性。

在代代传承的过程中，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每每使坝上人在危急时刻涉过难关。

当天灾不断、瘟疫横行的时候，历代坝上人与周围的村民们同气连理、互相支援，共渡艰难岁月。

当兵荒马乱、苛政猛于虎的时候，坝上人积极融入到周围村民的抗争斗争中，携手并肩、同进同退，最终化险为夷。

一桩奇事发生在清朝末年。

说是一位游方道士偶然路经李袁坝，因为身染重疾、体力不支跌落溪水河，被在河中打鱼的坝上人救起。

善良的坝上人不但救下了游方道士，还请郎中对病情严重、已无力行走的道士对症把脉。

病情确定后，坝上人又轮流上山采集药草，对游方道士进行治疗。

长达半年的治疗和照顾，坝上人与这位游方道士结下了不解之缘。

恢复身体的游方道士感念坝上人的恩情，几乎每年都会不顾路途遥远回到李袁坝，看望李袁坝的“恩人”。

五年后，一场可怕的双重风暴——蝗灾和瘟疫，席卷了包括李袁坝在内的众多山区。

先是蝗灾。

密密麻麻的蝗虫，如过江之鲫，疯狂的吞噬着一切。

那一年，庄稼地里基本上是颗粒无收，甚至许多树木都被蝗虫啃噬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

紧接着是瘟疫。

也许是秋后蝗虫大量死亡腐烂之故，空气中处处充斥着一股腐朽的气息，随之一场猛烈的瘟疫在山区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季。

坝上人身染恶疾、衣不抵寒、食不果腹，行走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而操蛋的地方官员面对瘟疫唯恐避之不及，早已拖家带口逃离了山区。

开春后来到李袁坝的游方道士，目睹此景心急如焚。

硬是靠着双脚四处奔走呼号，三个月内五度进出山区，为坝上人带来了药方和药材，也带来了粮食和种子——有效的药方更是惠及大片山区。

瘟疫过后，游方道士再也没有离开过李袁坝。

当他过世时，送行的人群排起了长龙。

坝上人和曾经得到过他帮助的许许多多的山民们同声恸哭，而他的遗体被安葬于操场山的山坡上，可以时时刻刻凝望着坝原……

但是，也许是祖上曾经饱受战乱之苦的缘故，在保持上述可贵秉性的同时，坝上人依然保留了彪悍的民风，骨子里始终存在着对外界潜在威胁的警惕和无厘头的争强好胜。

据说民国时期，坝上的木匠李贵才、李贵方两兄弟出门给某户人家做家具，做工的过程中，不知道因何缘故与雇主起了纠纷，最后雇主不愿意付工钱。

李贵才、李贵方两兄弟气愤之下，挥锤砸烂了亲手做下的家具，拎着包裹返回了李袁坝。

李氏家族当时在坝上可是大族，人丁兴旺，又极为护短。李贵才两兄弟回家时，已有对雇主会展开报复行动的猜测，便将情况告诉了族长。

族长发怒：“什么人胆敢欺负到我李氏家族来？”

当即遣人去雇主家附近观察动静，同时组织族里的青壮人员以防不测。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夜半时分，雇主纠集三十余人摸索到了李袁坝，手里全都操着长长短短的“家伙”。

李氏家族这边也提前得到了观察人员回送的情报，早早做了准备。

当雇主纠集的三十余人到达李贵才家门口时，大门居然虚掩着。

雇主一行人不疑有诈，跨过门坎使劲往院子里冲。

哪知等到人群全部冲进院子，大门哐啷一声被人从外面紧紧拉上。

“给我狠狠的打！”

一声令下，李氏家族提前隐藏在院墙、房间、过道以及猪栏、牛舍里的四五十号青壮人员，一个个臂缠白毛巾，手里拿着锄头、铁锹和棍棒，借着微弱的月光对冲了出来。

一时间打骂声、惊怒声、嚎叫声此起彼伏……

不大一会，院子里便躺倒了一大片，双方各有死伤，雇主一方损失尤其惨重。

当然，这种事情免不了会惊动“官府”。

最后的结局是官府捉拿双方主要肇事人员，送进班房坐牢。

两年过后，坐牢的人员又被统统放了出来。

出来的时候，李氏家族特地派人前往迎接，一路上边走边放鞭炮以示庆贺。

因为他们不但打架打赢了，还买通了监牢的看守，使牢房里的李家人在坐牢期间，能够有机会溜出牢房，去附近富足人家的棉花地里摘棉花、挣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