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边缘性患者的心理治疗中，界限的设置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是治疗最终得以成功的根本保障。

但是治疗师在对边缘性患者设置界限的过程却是困难重重的。

边缘性患者处在人生的“边境地带”，在那里运作的是全能化防御，将外在客体理想化并与之共生，以期防御自己的虚弱渺小。

那里没有正常的规则，她也无法遵循规则，因为规则是拉开她与外在客体之间距离的第三者，而与外在客体之间保持距离是她所不能容忍的。

因为她需要依赖外在客体为她提供可以使用的外在人格结构，一旦外在客体离开，而她又没有内在的具备独立运转功能的人格结构，她便会陷入崩溃和破碎的状态。

因此，对于用以来开治疗师与患者之间距离的界限设置，边缘性患者是深深抗拒的，似乎她进入治疗关系的使命就是破坏治疗师所设置的界限。

患者对界限的破坏后果往往是很严重的，这让他害怕自己对来自治疗师的规则的打破会引起治疗师的愤怒，内在的客体关系配对是犯错的小孩和惩罚性的父母之间的关系。

这是患者的偏执分裂性投射，引起治疗师的一致性反移情。而治疗师对界限的维持还会引起患者的要求共生的全能防御被破坏而产生的自恋性暴怒，他也会将这种暴怒投射到治疗师身上。

治疗师便会在患者的这两种心理机制下被体验为是一种愤怒的惩罚性的客体。

另一方面，患者对规则的破坏和对治疗师耐心的挑战也会引起治疗师真实的愤怒，如果治疗师不能有效觉察自己的反移情并做出恰当的处理，则有可能对患者进行真实的惩罚或者报复，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性的结果。

无论治疗师是被患者体验为是惩罚性的客体，还是治疗师真实地对患者进行惩罚报复，治疗关系都将面临破裂的危险！

而治疗师的恰当的具有建设性的处理，是既能维护设置，又能将患者引回到治疗框架内，还能让患者在界限的突破与维持之间真实地感受到界限的存在，这对患者界限感的建立是极有帮助的！

这不仅需要治疗师能够对自己的反移情进行大量的反思和觉察，又能始终瞄准治疗的目标，坚守界限。“不带敌意的坚决，不含诱惑的深情”是对治疗师能力的一种考验。

不让患者在打破规则的付诸行动的行为中获益，并且让患者明确意识到，只有回到框架内，治疗师才是可获得性的，只要回到框架内，治疗师就是可获得的，并且是不带惩罚的且能继续保持以往的稳定状态。

那么患者在一番权衡之后，往往会做出回到框架内的建设性的选择，而不会在打破设置的次级获益的迷途中越走越远，也不会在对惩罚性的治疗师的推动下愤怒而失望地放弃治疗关系。

另外，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对患者的恰当的共情是建立治疗关系，维护治疗关系以及促成治疗最终得以完成的最基本的要素。

然而究竟怎样的共情才是恰当的共情呢？共情患者的哪一部分的问题才能促进患者的成长呢？是共情本我欲望，还是共情自我对分离的终极需要？还是共情超我对本我欲望的压抑？这是治疗师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恰当的共情要建立在治疗师对患者的深入的理解上。对边缘性患者来说，对能够引发他的投射性认同的治疗师能很快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因为边缘性患者的病理固着点是出现在分离——个体化阶段。

更细致的划分，有的低功能的边缘患者在这一阶段没有得到足够的滋养，没有实现个体化的成长，人格没有发展到应有的水平。

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治疗师需要共情他的成长性需要，给予他足够的爱以保证患者自我的成长所需，但是在患者的自我发展到成熟水平的时候，患者的人格结构建立起来后，治疗师的共情中心需要调整，即共情患者的分离的愿望。

唯有实现了患者的自体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分离，患者的人格结构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也只有患者的自体人格结构能正常发挥功能，患者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人。

而对于在分离——个体化阶段已经得到足够爱的养育的患者来说，内在的人格结构已经发育成形，只是因为在分离的子阶段遭遇创伤，没能实现分离，从而没能启动自体的内在人格功能。

他的潜意识愿望是分离和独立，因此治疗师应该在与患者建立起牢固的治疗同盟的情况下，共情患者的分离的愿望，这是患者自我部分的愿望，自我渴望与外在客体分离，渴望人格的独立，进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这种情况下，治疗师对治疗框架的维护实际上就是在共情患者自我的分离愿望，因为治疗框架拉开了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距离，搭建起了一个空间，让患者逐渐与治疗师分离，逐渐尝试启用自体的人格结构，并逐渐学会对自身的命运负责任。

因此，针对不同的边缘性患者，治疗师需要在深入理解患者的人格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恰当的共情，才不至于造成破坏性的结果。如果对低功能的患者没有给予足够的成长性需要的共情的情况下，就要求其严格的遵守治疗框架，设置清晰的治疗边界，要求患者独立自主，并能担负起自己人生的责任，则必然会损害患者的成长。

就像要求七个月大的孩子独立行走一样，最终会导致失败和伤害。

而对于高功能的患者来说，人格成长的阶段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因为分离阶段受创，他的本我仍然继续要求与外在客体共生。

然而边缘患者的本我遵循快乐原则，对共生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他不惜用自虐的方式逼治疗师加入自己的封闭系统。

如果治疗师对自己和治疗关系没有足够的信任的话，治疗师就会觉得似乎自己对界限的坚持是在深深地伤害患者，在内疚感的驱使下，有些治疗师会屈服于患者的胁迫，在界限设置上做出让步，满足患者的一些本我的愿望，进而一步一步地进入到患者的封闭系统。

这是治疗师与患者的本我欲望的共谋。此时的治疗师与患者之间不再有足够的距离来保持观察性视角，也就不再有力量与患者的封闭系统的漩涡对抗。

患者的自我有成长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愿望，要求在自己有了足够的成长之后能够与外在客体实现最终的分离，从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如果治疗师与患者的本我欲望共谋，则加强了本我的力量，让患者的本来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的本我具有了更强大的破坏性力量，进一步损害自我的功能。

治疗师的这种则违背了患者自我成长的愿望的做法，也必然会引起患者自我的反抗，从而引起自我的痛苦。而对自我的违背引起的痛苦，则是创伤性痛苦，是有害的！

这就是本我欲望满足后患者所体验到痛苦与空虚的原因所在！另外患者的本我在纠缠治疗师要求给予欲望的即刻满足的时候，他的超我也感受到了本我欲望被不合理满足的基本错误，从而引起超我的强力反抗，这又会造成超我对自我的进一步压迫和损害，让患者的自我在本我与超我的双重压迫下感到虚弱、内疚和自责。

而患者又会将这种自责投射给治疗师，从而担心治疗师会谴责自己，甚者抛弃自己，这加重了患者内心的不安全感，并且也损害了对治疗师的信任，严重损害了治疗关系。

如果治疗师对自己的能力和治疗关系有足够的信任，敢于坚持界限，虽然这会引起本我欲望的受挫，导致患者体验到一部分痛苦。但是对本我欲望的拒绝，引起的痛苦应归属于治疗性的痛苦，有积极的意义。

如果患者能够对自身感受到的这种痛苦感受进行深入的反思的话，他能够体会到这种本我欲望痛苦的表面性，以及自我成长的实质性。

且当患者的这种反思性自我感受到自我的成长的时候，他会体验到巨大的喜悦，就像马斯洛所说的巅峰体验。这是一种成长的愿望被满足了的喜悦。

这也是一种患者能在挫折下实现成长的内在原因。这种挫折是患者的本我欲望受挫所体验到的挫折，而成长则是经由患者的深入反思而领悟到的自我的实质的成长。

这也是冷玉在一次又一次来自于治疗师的“伤害”之后，却能够感受到自我的成长的原因。

冷玉所体验到的来自治疗师的“伤害”，实际上就是治疗师对界限的设置对她的本我共生欲望的挫败，而她体验到的成长是她在界限设置下自我功能的增强。

而患她的反思性自我，或者说是观察性自我实际上是治疗师的同盟军。

当她领悟到治疗师给她设置严格的限制的良苦用心实现自我成长后，她会体验到与治疗师之间的更深更牢固的链接，也会体验到自己战胜了挫折而产生的真实的自信，也会感受到来自于治疗师对自己的欣赏，她也会在治疗师的欣赏中感受到自我价值感，而她也会对治疗师产生深深的感恩之情。

而这种感恩之情又会让她深深地理解和包容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伤害转化成了疗愈的契机，患者也会对人生道路上的其他伤害和挫折心怀感恩。这些情感体验都会让治疗关系得到促进和发展，使治疗关系更加的牢固和有用。

因此，治疗师对治疗界限的坚持，实际上就是共情了患者潜意识自我的要求分离独立的愿望。

这无论是对于高功能的边缘性患者，还是对于低功能的边缘性患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患者能发展出能够独立发挥功能的人格结构的必要的前提。

而这对患者本身的素质也是又相当高的要求的，也就是要求患者具有深入反思的能力，要具备一定功能的观察性自我。只有这样，患者才不至于被体验性自我所感受到的强烈的挫折感所淹没。

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在对界限的保持上可谓是下了很大的工夫了，这也是对边缘性患者治疗中最困难的地方。试图突破界限似乎是边缘性患者进入到治疗中的最大的目标。

科胡特说，治疗师的态度应该是“没有诱惑的深情，不含敌意的坚决”，用涵容的态度坚定地保持着治疗界限，是治疗师不被患者废黜的关键所在。

冷玉的治疗师在这点上做得很到位，尤其是在界限的保持上，该坚守的他寸步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