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谈的限制

在冷玉的整整六年的治疗过程中，面谈的次数不多，只是作为网络咨询的辅助手段，但是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重要意义就是确立治疗关系的现实性，为冷玉提供一个真实的可供内化的客体，同时也为网络文字咨询或者是电话咨询补充一个确定的客体意象。这样，即使是网络咨询，治疗师在患者心目中的客体意象也是稳定的。

对于面谈的限制，首先是地域的限制，这是非人为因素的客观限制，这是让咨询次数寥寥无几的主要原因。其次是人为限制，就是在治疗的中期的理想化移情达到相当高度的时候以及分离阶段的限制。

在程佳珺对冷玉进行了网络咨询限制之后，她就开始更多地寻求面谈的机会，有时甚者没有得到程佳珺的允许，便私自跑去要求谈话，这是对治疗设置的公然挑衅，更是对网络限制的破坏，最后程佳珺果断地给她来了个“此路不通”。程佳珺曾在一次电话中说道：“我就是要把你所有的路都堵死。”

因为他深知，不把她逼上绝境，她都不会痛定思痛，反思自身，她还会不遗余力地寻求其他可以替代的路径与治疗师建立链接。

电话咨询的限制，在对她展开限制的时候，一并限制她的电话咨询。

这些对于冷玉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都是医生对她的残酷的“抛弃”。

对于越挫越勇的冷玉来说，这些严厉的限制激发了她的斗志和征服欲，她发誓要揭开这一切的真相，而这些为真相而奋斗的努力也最终促成了她的成长。

对于冷玉的限制是艰难的，她强力地坚持着在自己“封闭系统”的漩涡里高速旋转，一点限制的力量哪里能让她停下来？

因此限制措施的采取也绝不可能是单一的限制就能达到目的。对于她的限制，程佳珺采取了多种措施，旨在两点：一是拉开距离，二是触动情感。

限制的本身目的是为了让患者更好地呆在治疗框架内以保证治疗的正常进行，而程佳珺对冷玉的限制，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是有“抛弃”她的嫌疑，但是从整个咨询过程上来看，这些都是对她的限制，如上文所述，作为治疗师，他不能被他的患者所“战胜”。

这些限制，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让冷玉深感痛苦，但是也确实触动了她的潜意识，引发了她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当她将潜意识中被激发出来的内容和情感修通了的时候，她能鲜明地体会到自我的成长与壮大。

而当她反观自身的成长的时候，她能深深感受到自己从内心生发出来的对程佳珺的感激之情，而这种感激之情便能彻底修复了因护疼而对程佳珺产生的怨恨，最后心中剩下的全部都是暖暖的“爱”。这便是“爱”对“恨”的修复。

（二）、破裂与修复的意义

对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最大的困难在于界限的设置与保持，治疗师的任何设置和保持边界的努力都会被患者视为是对自己的无情的抛弃，从而感受到巨大的伤害。

这让治疗关系变得极为动荡，往往会造成关系的破裂。因为对于完全没有自我边界，需要与治疗师共生的边缘患者来说，将医患之间的距离拉开，并设置一定的边界，就意味着是治疗师对她的“抛弃”。

在这种自以为的“抛弃”中，患者往往陷入淹没性的痛苦之中，并出于防御而进行一系列的付诸行动，自我毁灭、自虐等将治疗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

正如上文所讲到的，患者的防御性自虐或者付诸行动，其用意往往是威胁治疗师放弃对界限的设置和保持，治疗师骑虎难下，如果迫于患者的威胁而下了虎，那么他的作为治疗师的功能将会被“虎”所吞噬掉。

因此，即使如临深渊，如芒在背，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他都得在老虎背上坚持着，直至将老虎驯服。

这种“抛弃”可以理解为治疗师对正确治疗方向的坚持，或者是为了实现“分离”的“良苦用心”。

如果治疗关系足够牢固，患者对治疗师足够信任，患者的自我反省能力足够强大，那么患者迟早会修复好因治疗师的“抛弃”给她造成的伤害。

这种修复的过程和结果会让她的自我变得更加强大结实，从而实现自我的成长和客体的内化。

并在她实现了修复性的成长之后，她会理解治疗师的苦心，并再次回到治疗中来，进行下一个阶段的成长。

这时治疗师应该允许患者回到关系中来。这种对破裂修复的成长是螺旋式的上升，并具有重复性特点。

这会让患者反复经历破裂与修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作为外在客体会逐渐被患者吸收内化，最终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内在客体，自我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成长。到这个时候，患者的成长可以说已经完成了。

但是至此治疗并没有完成，因为这个内在客体还不具备功能。

接下来治疗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成长，而是分离。如果不能实现分离，那么患者会成为一个“健康的病人”永远停留在治疗之中，而成了“治疗的无期徒刑犯”。

如何才能实现“分离”呢？治疗师需要做到几点：一是界限的明确保持；二是逐渐拉大距离；三是给予“恰到好处的挫折”。

什么样的挫折才能算是“恰到好处的”呢？Josph Sandler提出的精神分析师的态度也许能给出参考——既允许他跟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能够触及他自己的和病人的情感，这是实施分析工作中的最伟大的贡献。

换句话说就是拉开和病人之间的距离，或者故意不去满足患者的一些愿望或者诉求。

科恩伯格主张运用面质和系统剖析打破其自恋。Arthur提出的“搅局疗法”以及当代关系研究强调的“破裂和修复”过程的运用等都可以说是治疗师给患者的“挫折”。

故意在治疗中制造一些困难，触动患者潜意识的情感，引起她的自我反省并探索自己的现在与个人成长史之间的联系，且其强度是患者所能承受的，不至于情感太强烈，创伤太大而摧毁患者。这便是“恰到好处”。

这些挫折的意义有二：

一是在成长阶段促进探索性反省的深入，这个阶段的挫折能进一步引起患者的分裂与投射，但是治疗师需要给予“涵容”，也即“保持”或“接纳”的态度，鼓励患者将投射到治疗师身上的内容与过去进行充分的联系。

二是在分离阶段让分离得以实现。这个阶段治疗师利用给予患者的“恰到好处的挫折”逐渐地将患者投射到他身上的内容“归还”给了患者本人，让患者进行自我的整合，将投射出去的那部分心理内容整合到自我中去，让自己从偏执—分裂心位进入到抑郁心位。

这个过程是艰难的，患者往往拒不接纳投射出去的心理内容，有时治疗师需要运用一些“雷霆手段”拒绝继续接受患者的“投射”，并将已经“投射”到自己身上的那部分心理内容强行“归还”。

虽然这种被强迫收回投射会让患者极为抗拒和痛苦，但是这避免了没完没了的分裂与投射，让最终分离的实现成为了可能。

收回投射并整合到自我中去，会让患者的自我进一步得以成长，变得结实、完整和强大，在以后遇到类似的情景的时候不会再肆意投射而弱化自我。

界限的明确保持和距离的逐渐拉大，在一般的治疗的结束阶段治疗师都能做到，然后等着患者主动离开。

这也是治疗师的一种理想化的诉求，希望和患者和平分手，等待治疗的自然结束。

就像很多人认为的，孩子长大了，自然就能离开父母并独立生活了。实际上由于父母养育不得法，大量的孩子并不能达到这个成长高度。

患者在治疗室的成长也是如此，有些患者如果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仅仅是给予“涵容”和爱，那么她的离开将会遥遥无期。

对于人格障碍患者来说，如果治疗师做不到第三点，那么患者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分离的。

因为这涉及到自体的重建和自体人格功能的启动，这仅仅靠等待是无法实现的，治疗师必须要在分离阶段恰当地从患者的生命里逐步“撤离”。

这种“撤离”和成长阶段的“撤离”有所不同，成长阶段的撤离是为了促成患者探索的深入以及修复与成长，治疗关系也应该在患者完成了一阶段的成长后而得以修复。

但是“分离”阶段的“撤离”，则不是以修复为目的，而只是为了“分离”。

那么治疗师就不应该在患者修复好“分离创伤”后再允许她进入治疗关系中，否则就会无限重复下去，造成“分离”的失败。

“分离”阶段的患者致力于修复，而治疗师则应该渐行渐远，直到患者在追逐治疗师并在一次次地修复“被遗弃”的创伤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和独立，最终实现独立行走，治疗才可以算得上是功德圆满。

在“分离”过程中，治疗师对患者的“抛弃”或者说“撤离”具有重大意义，那就是打破她的外在人格结构。

这个外在人格结构是由患者的自我和外在客体所组合而成的，外在人格结构始终要依赖外在客体才能发挥正常的人格功能。

虽说患者的自我成长了起来，内在客体也建立了起来，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展开亲密合作，与自我合作的是外在客体，患者与外在客体之间仍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只要外在客体能与患者自我之间合作正常，那么内在客体就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这就让患者的内在客体无法与其自我进行正常的能量交流而发挥正常的人格功能，内在客体被外在客体废黜了。这样，患者便不能称之为独立的人。

治疗师在这个时候无情地“抛弃”患者，即使不是出于患者的成长考虑，而只是处于对治疗的绝望，那么也可以说是歪打正着，恰好满足了患者内在客体启动的需求。

这个过程是一个“断奶”的过程，充满了剧烈的痛苦，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治疗师，都要经历一番痛苦的洗礼。

患者被迫失去外在客体，导致外在人格结构坍塌，无法继续胜任工作学习生活的任务。

陷入困境的自我出于现实需要的考量，她会寻找其他的客体以重新组成人格结构，由于治疗师作为外在客体已经被患者很好地内化为内在客体，那么当外在客体“撤离”的时候，自我会启用以治疗师为原型的内在客体，并与之进行能量交流，以发挥正常的人格功能。

至此，一个真正成长起来的人才算是真正得以诞生。患者从一个“治疗的无期徒刑犯”被赦免，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有独立人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