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陈夔龙到任武汉后，大官员争相巴结，张彪也让他的妻子曲意联络。陈夔龙喜作诗，张彪不通文墨，就出钱请人作诗四首，颂扬陈的功德。陈夔龙的爱女病逝，陈借机敛财，大办丧事，张彪及其它新军将领送礼金10万，购珍珠衫一件，以讨好之。但是，黎元洪不参与此事，仅以自己的名义送数元吊唁。与此同时，汉口慈善会募集捐款济赈，黎元洪慨然出资3000元。有人将此事密告陈夔龙，陈非常不满，准备找借口参劾黎元洪，只是因为黎元洪深得军心，陈夔龙害怕处分黎元洪会激出事端，才悻悻作罢。

但事情还是传了出去，武汉的大报纸抨击陈夔龙，数落其丑状，事情越闹越大，民生鼎沸，清政府只得将陈夔龙调走，换旗人京城“三少”之一的瑞瀓出任湖广总督。瑞瀓能获得湖广总督的肥缺，也是走了庆亲王奕匡的门路，花费了大把银两。因此可以，瑞瀓和前任湖广总督陈夔龙都是属于庆王弈匡一个系统的，而陈夔龙对黎元洪恨之入骨。他把收集的不少情报和材料，特别是关于张之洞和黎元洪的“支持党人，引导反叛”的证据，都全盘托出。对于已过世的张之洞，庆亲王奕匡从没好福但是，张之洞当年除了深得西太后的信任和赏识外，他在朝廷的根基也很深老醇王是他的后台，老军机张之万是他的族兄，封疆大臣鹿钟麟是他的姐夫。尽管这些人和张之洞都已作古，但他们的后人遍布很广。再三考虑，庆亲王奕匡告诫瑞瀓此次前去武汉对张之洞还是得谨慎从事，不要去冒犯他。

但是对黎元洪，庆王同意可以暗中调查，大力收集材料上报朝廷，再作定夺。故还没入鄂境，瑞瀓对黎元洪已深有成见甚至心怀叵测了。瑞瀓上任时，湖北文武官员按例须到署呈递手本谒见。瑞瀓接见张彪时，细谈了湖北新军中党人泛滥之事。张彪不但如实告知，而且也抱怨黎元洪的一些做法。如张彪的第八镇中，大凡有党人嫌疑的军人，都被黎元洪的二十一协心翼翼地收留下来，予以录用，一些人还被先后遣往东西方留学深造，靠此而深得军心。到黎元洪递手本时，瑞瀓掀起眼镜，反复审视，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对他：“黎大人是学堂出身？那可是好出革命党的地方，黎大人如何”黎元洪黯然无语退下。其实，黎元洪是那些脚踏两只船的汉族官吏和军官的代表，他们较为圆滑。他们和那些获得既得利益的满族亲贵不一样，他们不必把自己牢牢绑在清廷上。他们或是担心大谐狱易激起众怒，反而会出现无法收拾的局面或是害怕惹动风潮，震动朝廷，自己落个疏于防范的罪名，干碍仕途。他们对于党人，不愿也不敢过分认真，往往敷衍塞责。

但要他们同意党人，参与党事，他们更没有这个胆量，也不愿意。但正是黎元洪的这种性格，反而在湖北新军的中上层中赢得好福多数人既害怕那些激进暴逆的党人，也讨厌那些极端保守顽固不化的亲贵。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当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之际，清王朝这只漏洞百出的破船上的各类乘客也不得时时窥测方向，谁也不愿做殉葬品，可谁也不敢领先跨出着决定性的第一步。黎元洪就是典范。不过，黎元洪对学堂和文人出身的军官的重用过于明显，而那里却有好些革命党人。放在张之洞身上是爱才，放在黎元洪的身上可视为对朝廷的不忠和有庇护党人之嫌。

1906年3月在武昌候补街高家巷，组建了“日知会”，被推为总干事，主要以报告演讲、办报撰文、教授讲课等万式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反清革命。1903年，黎元洪见刘静庵谈吐不俗，是文化人，很是赏识，不久即提拔刘静庵为之际的保镖和亲随，协助整理文书。1904年，刘静庵等密谋策划响应黄心长沙起义，不巧黄兴寄自长沙的密码信误投文案刘稚辛手中，刘稚辛立即报告了黎元洪黎闻讯后，一面设法稳住刘文案，令其守口如瓶另一方面，黎元洪虽然也有怀疑。但一来感到证据不足，二来对刘静庵却有爱护之意，不想穷究，为此命令刘静庵立即以生病为由辞去军职，速速离营，并将黄兴来信销毁。黎元洪不愿事情搞得沸沸扬扬的，引起朝廷注意，以免事态扩大，谁也脱不了干系。这种大事化，事化无的做法使得革命党人对黎很感激，只是不言而喻罢了。这种做法，当时在汉族官员中，还是很普遍的。

1906年10月，湘赣边境萍乡、浏阳和醴陵起义，刘静庵召集日知会干部和孙中山派来的梁钟汉等在汉密谋响应。1907年1月，张难先、刘静庵、梁钟汉等9人先后被捕入狱，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日知会案。经叛徒郭尧阶告密，原来一直把他当做湖南帮会头目“刘家运”，关了四年后，这时候终于搞清了他的真实身份。铁忠和瑞瀓如获至宝，他们一直想从中获得黎元洪支持革命党的证据，他们认定这是一个绝好的突破点。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朱中安从头到尾都参与，十分清楚这里的全过程。刘静庵在狱中受刑最重，被清廷差役用竹鞭抽打光着的脊梁，骨头打得暴露在外，眼脸青肿，但仍高昂头颅，骂声不绝，当时被誉为“铁汉”。在手下人在多次严刑拷打刘静庵毫无收获后，铁忠亲自出马，他非常仔细地讯问刘静庵与黎元洪的关系的每个细节。刘静庵越是不愿牵连黎，瑞瀓和铁忠越是怀疑。

1911年6月12日，刘静庵经受了4年种种惨无壤的酷刑，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时年36岁。但是这却让朱中安十分敬佩刘静庵，也对革命党人有了更多的认识！日知会及刘静庵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对武昌起义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刘静庵以其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深得辛亥革命先驱和史学家们的称道，堪称辛亥功臣，潜江名人。民国时，湖北军政府曾授刘家“湖北第一家”匾牌。刘静庵在狱中衰竭而死，少了这个活口，瑞瀓和铁忠很是懊恼。更使人恼火的是，瑞瀓和铁忠不约而同的从内线得到了报告湖北新军内的两大党派文学社和共进会，不但在1911年初达成了联合协议，而且都同意让不是党饶朝廷军事大员黎元洪，担当起义胜利后临时政府的都督。

能得到两个主要革命团体的共同拥戴，黎元洪的嫌疑就很大了。为此，瑞瀓和铁忠就此向朝廷参劾黎元洪。但清廷将这个奏折留中末发。瑞瀓和铁忠也只得引而不发，同时严令朱中安等人暗中严密注视黎元洪的所有动向。辛亥年后，“泛”的大部上了崇山，在湖北军中只留下极少力量。对于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泛”起初还是比较赞成他的。事实上，黎元洪出任都督，不仅在鼓舞士气、稳定民心、壮大革命声威方面起了作用，而且对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是沉重的打击，黎元洪作为“开明人士”，他的“知兵善任”在湖北军界享有盛誉，黎元洪出任都督的消息传出后，原来隐匿的或逃散的新军军官纷纷出来，表示归附义军。

这就加速了清统治者营垒的分化和分裂，保证了武昌起义得以继续。此后各省风闻响应，特别是一些清地方大吏、高级将领附和革命，也与黎元洪作了一个“榜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反动势力和中间力量在惊呼黎元洪也是革命党的同时，更感到革命力量无处不在。一个很有意义的对比，起初革命军推举共进会会员焦达峰为湖南军都督，邵阳人陈作新为副都督。

然而，没几，内部就发生军变，焦和陈副都督被乱兵杀死。湖南都督一职乃由“立宪”派认识，湖南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闿继任。焦达峰、陈作新的死难，表示湖南地方势力对于纯粹的革命党人，是不相协合的。其实，联系到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受到多数饶拥戴，其中的道理很深又很浅。尽管由于孙、黄等革命党人十多年不屈不挠的起事，“革命”、“造反”已从开始的大逆不道和令人惊吓，渐渐地为人知晓和理解，但是汉民族各阶层的多数人，在骨子眼里更愿首先接受那些稳重和温和的政治主张者。